《太阳鸟》第80章

处理一些事情。”
苏锐走到门口，伸手开门时，突然停住，回头对天舒说：“我一路上在想，如果，如果今天走的人是我，会怎么样？”
天舒立刻往地上唾三口：“呸、呸、呸。”眼泪随着一大滴一大滴地往下落，打在她的浅蓝色的牛仔裤上，浸出一小块一小块的深蓝色，“你，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天舒满是泪水的睑给苏锐一个无比深刻的安慰，苏锐连忙过去帮她拭泪：“我不是要让你伤心。我只是在想，我死了，天还是这么蓝，树还是这么绿。现在知道你会哭，也算有点安慰吧。”
苏锐走后，天舒仍呆坐在窗前。一会儿又是敲门声，来的是TIM。TIM　说，他听说了邝先生的事，所以来探望一下她。
天舒说还好。
TIM　也看见了天舒空的旅游包，问：“还没有收拾行李？”
“还没有。”天舒说着把旅游包开着的口拉上，“我会收拾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吗？”TIM　看到茶几上的那张机票。
“什么？”
“TAKE　YOUR　TIME（慢慢来）。”
天舒不语，只是看着他。
“我的想法，我很清楚，你也很清楚，但还不是事情的重点。事情的重点在于——你的想法，你的感受。”
“我确实有点乱，我也不知道……”
“你没有答案在于你不敢问自己那关键的问题：你到底想和谁在一起。我们的车子会在原定的时间、地点出发。我不想你就这么来，除非你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后记
1995年9月，我赴美留学。当时没有想到要再写作，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但是茶余饭后，总有一部小说的框架在脑海里闪现。
1999年8月，我大学毕业回国。
阔别四年，欠账太多，回国后忙于还债——应酬各种人与事。其中，最主要的是与《花季。雨季》的读者见面。来访者中，还有众多媒体记者和出版商。所有的人，几乎都会问到这么一个问题：“你的第二部小说何时能出来？”我心里想，不能拖延下去了。于是12月中旬，我从深圳回到洛杉矶。2000年元旦，我开始正式进入写作状态。
我记得一位留学生说过，评价一个人已是难事，何况是评价一群人呢？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有同感。越是面对大问题，我越显得渺小与无能。表现这一代留学生真实的心路历程和精神风貌，除了大刀阔斧的笔法，应该还有通幽曲径可寻。我力求用真切的心、风趣的笔，描述那些平凡真实的故事。我抛开许多大场景和一些庄严的话题，只想从情感的角度加以挖掘。我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总是一致的，而这种美好的情感不仅维系着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也维系着一个国家与民族。
另外，我们不难发现大量有留学经历的作家，像鲁迅。
郭沫若，很少写留学故事，相反他们写的是根。少量的几个留学生形象也像是让人调侃的，像《围城》里的方鸿渐。他们似乎没有把留学的这段经历看得多重。我想，人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在没有哪一段的经历特别重要。同样，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时代的进步与留学生息息相关。詹天佑、李四光等留学生推动了中国的工业革命；鲁迅、郭沫若等留学生点燃了中国民主自由的思想火炬；当代的大批留学生则奋力与国人一起将中国航船驶向全面现代化。
但我更加希望写自己的根，那似乎对我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些人。
首先是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父亲、母亲和孪生姐姐，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最直接诚恳的批评。
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刘健屏社长，他的诚意和敬业精神打动了我，他的“有力措施”也促使我早日动笔。
当然，我更要感谢向我提供素材的留学生朋友。
不少写作的人有一个共通点，个人的经历时常不足以引起创作热忱，别人的故事容易成为动力。感谢他们真实的倾诉——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尤其是说到痛处。与他们交谈的过程，有一句话最使我动心——“我说的未必是对的，却都是真的。”陈天舒、杨一、苏锐、大淼、阿晴、唐敏、小马这些人物形象留在我的书中，而为我提供素材的留学生朋友却永久地留在我的心里。在小说即将出版之际，我向他们表示感谢，致以深切的祝福。作为同龄人，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我也知道自己每次一交完稿，心里总有诸多的遗憾和不安。对书中的不足与纸缨，希望大家批评和谅解。这不是一句后记中的套话。第一部小说我这么写，或许可以理解成传统教育在行文上的痕迹。现在这么说，则是第一部书和这些年的生活给我真实的反馈及感叹。
郁秀
2000年　8月18日于深圳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