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真相》第30章

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压压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市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我抱着这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几句话可以概括。刘亦婷曾有一度非常迷惘，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后来在一次参观活动的路上，看到了垃圾山下有很多拣垃圾的人，深受触动，然后通过阅读一本叫《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的书，推导出这些“垃圾虫”产生的根源是中国很穷。所以她不迷惘了，觉得“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
我之所以引述这篇作文，并非要谈这篇作文“唱高调”的问题，而是想就这篇文章谈谈作者不良的思考习惯。这篇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当然。我们来分析一下刘亦婷看到“垃圾虫”之后是如何思考的。
在父亲给她拿来一本厚书后，刘亦婷便一头扎进书中，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然后，在啃了一周的书本后她得出“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似头头是道，可实际呢？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有可能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我们还是先看看下面这篇题为《从“破烂王”到千万富翁》的文章。
1980年夏，17岁的王旭揣着父亲给的5元钱，踏上了去长沙的路。……
捡废品是个脏活、累活，受人歧视。姑姑担心王旭受不了这份苦，劝他不要去。可对于急于改变处境的王旭来说，捡废品却是一条挣钱的捷径。……
捡了一年的垃圾后，王旭想这么多废品到底有什么用？这些东西都运哪儿了？一打听：塑料运往河北文安，铁皮罐头运往天津蓟县，玻璃运往邯郸，纸运往保定，有色金属运往霸县，胶皮鞋底运往定州……聪明的王旭想方设法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开始自己收购废品。
有和拾垃圾的人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做起收购来，王旭多了一些有利条件。虽然回收的规模小，因为少了中间环节，直销厂家，月收入由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
一年以后，王旭摸索出经验，将收购的规模扩大，逐渐将捡垃圾的人组织起来，每50人为一个“舵”，分门别类成立小组，如金属组、塑料组、玻璃组等。他建立了废品回收站，成了真正的垃圾头。
1996年，王旭抽出时间外出进行环保行业的考查，在外考察期间，他有幸接触了许多华侨企业家，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在起步之初都曾捡过垃圾后来才选择从事环保产业。
他最敬佩的是垃圾回收行业的顶级人物吴招治。1996年她在台湾成立了第二资源回收物运销合作社，所收废品包罗万象，除一般常见品，甚至还包括被家庭淘汰的大小家电及汽车、摩托车。合作社有专职人员200多人，收集站100多个，十几万人投入回收行业。
1998年她的公司营业收入逾1亿美元，她本人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她的合作社被称为“地下环保署”。这一次考查对王旭有很大的启发，回到长沙后，王旭就开始了行动。
今年37岁的王旭跟垃圾打交道已有整整20年，他已经成了长沙市家喻户晓的“垃圾大王”。
（引自2000年第11期《恋爱婚姻家庭》文/林娅）
想必刘亦婷看完这篇文章后也会感到惊诧莫明，拣垃圾竟然是挣钱的捷径？“垃圾虫”里还有千万富翁？还有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的亿万富豪？
看到这里，也许一些读者会问，为什么刘亦婷经过一周的苦读后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进而写出这样幼稚可笑的文章呢？
我认为，这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她在有了疑问之后根本就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即使就在这些“垃圾虫”身边经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放下身段，走到这些“垃圾虫”跟前，采访一下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去拣垃圾，是没有其他营生可做还是想找挣钱的捷径。
刘亦婷没有这样做。她的自称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父亲也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只是递给她一本书，让她去按图索骥。
而且，就算不想去做实地调查，刘亦婷总可以找一些报道垃圾虫的文章读一读吧。然而，她又没有这样做。试想，在这样典型的想当然思维下，刘亦婷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我相信，如果经过实地采访，刘亦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更生动、更深刻、更有真情实感。
哈佛毕业：“想当然”本色不改
进了哈佛之后的刘亦婷会怎样呢？会不会就此改掉想当然的思维习惯，而变得富有科学精神呢？当我读过《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我完全失望了。我注意到，在这本书第一部分不长的篇幅内，刘亦婷“想当然”的痼疾仍然没有改正多少。
还有不少同学也是来自“哈佛世家”，他们都为家有“哈佛人”而自豪。我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特殊背景，全靠中国的父母、学校培养教育和我自身的努力，同样被哈佛录取了，而且被选进了“马萨诸塞楼”———此楼虽古老，里面的生活设施却现代着呢。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20页）
这段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思考方式。在谈到如何进入哈佛的时候，只归纳了一些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而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其实，跟这些“哈佛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刘亦婷进入哈佛也主要靠了“拉瑞的推荐”、哈佛招生政策、当时国人信息闭塞等客观因素的帮助。正面这段话更加典型的反映了刘亦婷“想当然”的思维习惯。
有些读者希望我将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做一番对比。可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