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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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君皇帝在虚位，最少皇家生日世俗间可以用来做休息的借口。海峡两岸的死结，君皇老儿亦有面子做调停，说两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儿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可当今简直就找不出这么个场面人儿。
不过这话是用来做小说的，当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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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清逊之后就是新中国，却叫鲁迅先生看出是由一个皇帝变成许多皇帝，写在杂文和小说里面。
冯玉祥将逊位的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中国的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争做皇帝史，又是杀人无数。
你们对中国的近当代史都熟，知道孙中山先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什么“革命”没有成功？当然是指革命的结果新中国。相同的“志”是什么？
当然还是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新”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当时中国要学习的西方文化里的现代派，新而且鲜。
恩格斯“甲午战争”时才逝去，列宁则一直活到一九二五年，而且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震动世界，建立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国家制度，不管后果如何，总是“新”吧？
中国从近代开始，“新”的意思等于“好”。
也就因此，我们看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间的历次经济和政治运动，不断扫除一切的旧，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些旧，包括戊戌变法甚至辛亥革命，算算到一九四九年还不够五十年，从超现实的观念上来说，却已经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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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离北京宣武门外的琉璃厂近，小时候常去逛，为的是白看画。六十年代初，荣宝斋挂过一副郭沫若写的对联，上联是“人民公社好”，下联是“吃饭不要钱”，记不清有没有横批，总之是新得很超现实。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吃饭不要钱？
六四年齐白石先生的画突然少了，几乎没有。听知道的人说，有个文化人买了齐白石画的一把扇子，回去研究，一面是农田里牧童骑牛，另一面题诗，最后的一句“劫后不值半文钱”，被认为是齐白石攻击土地改革的铁证，报到上面内部定案，于是不宜再挂齐白石的画。
到了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横扫的了，还是要横扫，竟持续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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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超现实的新中国为号召，当然凡有志和有热情的中国人皆会趋之，理所当然，厚非者大多是事后诸葛亮，人人可做的。
这个超现实，也是一种现代的意思，中国的头脑们从晚清开始的一门心思，就是为迅速变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着急。凡是标明“现代”的一切观念，都像车票，要搭“现代”这趟车，不买票是不能上的。
看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你就能由直观觉出现实与观念有多大差距，你会问，现代在哪里？超出了多少现实？走马观花，下车伊始就可以，不必调查研究，大家都不是笨人。
但是，看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你可能会在“艺术”上产生现代的错觉。
六六年六七年的“红海洋”、“语录”歌、“忠”字舞，无一不是观念艺术。
想想《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可以谱上曲唱，不靠观念，休想做得出来。你现在请中国最前卫的作曲家为现在随便哪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谱个曲，不服气的尽管试试。李劫夫是中国当代最前卫的观念作曲家。
“红海洋”也比后来的“地景艺术”早了十年，毛主席像章可算做非商业社会的“普普艺术”吧。
六六年秋天我在北京前门外大街看到一面墙壁红底上写红字，二十年后，八六年不靠观念是搞不出来的，当时却很轻易，当然靠的毛泽东的观念，靠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观念。
凡属观念，一线之差，易为荒谬。比如“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观念认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样一种超现实国家的观念与努力，近十多年来，很多中国人不断在批判。
当然不少人的批判，还不是“批判”这个词的原义，很像困狠了的一个哈欠，累久了的一个懒腰。
我呢，倒很看重这个哈欠或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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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除的“旧”里，有一样叫“世俗”。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世俗生活被很快地破坏了。
五十年代有部很有名的电影叫《董存瑞》，讲的是第三次内战时人民解放军攻克热河时炸掉堡垒桥的董存瑞的成长故事。电影里有个情节是农民牛玉合在家乡分了地，出来参加解放军，问他打败蒋介石以后的“理想”，说是回家种地，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大家就取笑他。董存瑞的呢？是建设新中国。
这两样都很感动人，董存瑞当然不知道他手托炸药包象征性地炸掉了“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级比一级高级，超现实，现代，直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自为的世俗生活早就消失了。
农民的自留地，总是处在随时留它不住的境界，几只鸡，几只鸭，都长着资本主义尾巴，保留一点物质上的旧习惯旧要求和可怜的世俗符号，也真是难。
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破“四旧”，我问过几个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记不清是四样什么旧，我倒记得，是“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这四样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新”的建立起来了没有呢？有目共睹，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北京我家附近有一个饭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八六年的时候，同是这家饭馆，墙上贴了一条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
我的经历告诉我，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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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
在书上的古代，这是可以“隐”的，当然隐是“仕”过的人的资格，例如陶渊明，他在田园诗里的一股恬澹高兴劲儿，很多是因为相对做过官的经验而来。
老百姓就无所谓隐。
殊不知新中国不可以隐，很实际，你隐到哪里？说彭德怀元帅隐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其实是从新中国的高层机构“隐”到新中国的低层机构去了。
若说我是边缘人吧，也不对，没有边缘。我倒希望“阶级斗争”起来，有对立，总会产生边缘，但阶级敌人每天认错，次次服输，于是就制造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你不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就属于百分之五。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数目字管理”。
我在云南的时候，上面派下工作组，跑到深山里来划分阶级成分。深山里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里顶在头上另寻新地方去了，工作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老百姓，怎么来划分他们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些阶级呢？所以工作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层机构，回去交差，留下糊里糊涂的“地主”“贫农”们继续刀耕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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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云南，有一天在山上干活儿，忽然见到山下傣族寨子里跑出一个女子，后面全寨子的人在追，于是停下锄头看，借机休息一下。
傣族是很温和的，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大人打孩子或互相吵架，于是收工后路过寨子时进去看一下。问了，回答道：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个运动，现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出了“琵琶鬼”，所以今天来捉“琵琶鬼”，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这“琵琶鬼”类似我们说的“蛊”，捉“琵琶鬼”是傣族的巫俗，若发生了大瘟疫，一族的人死到恐慌起来，就开始捉“琵琶鬼”烧掉，据说可以止瘟疫。
我在乡下干活儿，抽烟是苦久了歇一歇的正当理由，不抽烟的妇女也可在男人抽烟时歇歇。站在那儿抽烟，新中国最底层机构的行政首长，也就是队长，亦是拿抽烟的人没有办法，顶多恨恨的。
中国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