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84章

窖碌目赡堋Ｃ览龅谋秤白苁潜让览龅拿嫒莞尤菀状掏慈诵模蛭览龅拿嫒葜皇敲赖模览龅谋尘安坏敲赖模乙丫剂嗣雷呦蛳龅墓獭Ｅ费艚痈锌骸叭欢颐堑男?太容易破碎，难以承受尽善尽美的事物。”“两者之中谁更短暂/一生，还是一昼夜的蝴蝶？/蝴蝶太美了，反而显得残忍。”
白居易在悼念夭折的小女孩苏简简的《简简吟》中写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诗人李亚伟说得最为简洁：“美人太美/使我伤悲。”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说得最为绝望：“美啊，请你停一停。”
如果说这是从南往北的车道，在隔离栏的对面，另一条车道上，一切在反向而行。诗、画、戏剧、电影，这些美的创造者，丑陋这一原罪的赎救者，正在用紧张与令人不安的暴力，启动刺痛的虐待或自虐的赎罪过程，并因此像刺穿油田一样喷泉般涌出全新的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充斥着刺杀、毒杀、扼杀，各种的暴力、背叛、通奸、阴谋，如同有评论者所言：如果莎士比亚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干了其中任何一件事，肯定声誉全毁，难免牢狱之灾。但是在戏剧中，他干得越多，他就越接近伟人乃至圣人。毕加索的惊世巨作当然不仅仅是扭曲的妓女《亚维农少女》和撕裂的战争《格尔尼卡》，他的经验是：每幅画都是一连串暴力的总和。依照内模仿心理学的理论，艺术，这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了外在的暴力，以想象力抵制了现实的压力。在这些内外与外在的暴力象狂暴的正负电子一样撞击湮没之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的宁静和安慰。
王尔德说：“犯罪是现代生活的惟一亮点。”他只说对了一半。罪是一个亮点，美是另一个亮点。凶杀恐怖片在这一边，爱情肥皂剧在那一边；拳头在这一头，枕头在那一头；血案连续报道和时装模特表演、犯罪高手和性感偶像——美和罪都分别在镜面的这一端和那一端。美是真的？还是罪是真的？美是幻觉？还是罪是幻觉？这并不重要。当这一端亮起时，那一端总会也亮起来了。
波德莱尔写道：美啊（他省略了“罪啊”两字），你来自天空还是深渊？你的凝视残酷而神圣。
附：一种比较简明的测试模型，将女性的美丽度指标定为四个层次：
A、你真美——应该无须解释。
B、你真好——无法用真美来描述，退而求其次，可以用真好来描述（古代纳瓦尔王后命令，女人到了三十岁，一律把“美人”的称号改为“善人”）。
C、你妈妈真好——即：能把你这样比较丑的女儿养大，很不容易，令人肃然起敬，可谓真好。
D、你妈妈真坏——即：居然生出这样丑陋无比的女儿，实在是对这个世界的犯罪，令人不齿，可谓真坏。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86节　统计学
《万科》周刊
叶天蔚
第一次接触统计学，还是在小学时。虽然那时我们还很小，但当时接触的数学模型却非常先进，跳过了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平方根自然对数，直接进入了一种类似于微积分的运算：众多的微小量累积成一个巨大量，其模型主体为：“如果每个人节约一度电，那么……”；“只要每个人节约一分钱，那么……”。这是一种所向披靡勇不可挡的数学工具。简而言之，如果遇到一个像锅盖那么大的麻烦，我们马上就能拿出两个锅盖那么大的解决办法；如果遇到一座大山那样重量级的困难，我们马上就能变出三座大山那样重量级的应对方案，而且操作过程是如此地简洁明快与清晰有力：只要大致测算一下面对的问题，反过来除以几亿人民，摊到每个人身上，“如果”一下，问题立即就冰融雪解烟消云散灰飞烟灭，几乎达到了杜甫笔下大宛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境界。至今回想起来，那种指点江山、举重若轻、谈笑间决胜千里之外的乐观主义，依然沁人心脾。
工作以后，接触统计学最多的机会，是在每次的工作总结之时。众所周知，工作总结是一种以乐观精神为主流思想的肯定性文体，统计数据则是支撑这种乐观精神屹立不倒的支柱。这一阶段的统计模型更加进步到非线性数学与混沌理论的层面。比如：第一年有不良资产100亿，减少30亿，成效喜人，还剩下120亿；第二年减少了40亿，成绩显著，还剩下170亿；第三年减少50亿，成果辉煌，还剩下190亿；第四年减少了整整70亿，成就惊人，还仅仅剩下220亿。整个系统看似不可预测的混沌，其实存在着系统的奇异吸引力，确定了系统重复的某种模式、一种滚滚向前不断发展壮大的模式。
总的来说，自然世界是遵循会计原则的：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无论白云在天还是青水在瓶，一切都会归到会计报表的两端，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而人类社会则偏好统计原理，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奖给两位喜欢统计的家伙，计量经济学创始人RagnarFrisch（挪威）和宏观计量模型创始人JanTinbergen（荷兰）。英国政治家迪斯雷里说：“世上有三种哄人的东西：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据”；换一种角度来说，世上有三样激动人心的东西：“宣传、要命的宣传、统计数据”。
当然，人类社会也是局部地遵循会计原则。比如，世有十毒：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显而易见，前五个项目属于资金运用，后五个项目属于资金来源。经常吃喝嫖赌的肯定坑蒙拐骗，经常坑蒙拐骗的难免吃喝嫖赌，有来源必有运用，有运用必有来源，两者必匹配。学问就是学问，道理早就被说透，在路的尽头等候。
对于一般人而言，和其它专业学科一样，全副武装时的统计学满身上下佩带着专业术语与复杂方程，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涉及的变量动辄数万个之多，标准差、中位数、常态曲线、离散分配、差异系数、临界区域等等概念、公式、图表像梦呓一样混乱。但当它卸下装备，赤裸入浴时，它总是单纯的。对于拥有话语权的权威者而言，统计只是他们得到支持其论点的一些最终的单纯数字的简单过程。这里面有一个适用广泛的定理：任何事情越到核心，就越简单。“一般的信徒总是要比红衣主教更加虔诚，这就是一切宗教能够存在的秘密。”《安德罗波夫传》一书的扉页上如是说。
统计有三大特性，可以用三句话予以简单的概括：
实用性：除了实情，数据能证明一切。
丰富性：统计就像比基尼，露出来的部位固然诱人，没有露出来的部分才是真正要命的。
公平性：我们相信上帝，其它人请用数据说话。
对于任何一个事件来说，实情只有一条，不实之情却有千条万条，可见统计的用武之地是如此地广阔。王尔德对女性曾经有过类似的赞美：女人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精明，除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外，其它的什么都瞒不了他们（这种夸奖，仅次于邱吉尔先生关于女性比男性更善于保守秘密的赞誉：她们忠心耿耿，担心一个人无法守住这个秘密，所以她们找了许多同伴来一起保护这个秘密）。可见统计学和女性的特点非常相符，加之统计学所拥有的比基尼特征，统计的女人味更加浓郁。
民主政治的运作立足于数人头，是统计问题。游戏规则很简单，人头有多少，权利有多少，只要脑袋都是一个，不管是一个手，二个手还是三个手的朋友，权利是相同的。专制政治的运作立足于砍人头，也是统计问题。商鞅变法的中心策略之一就是砍人头统计学，其《军爵律》曰“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拿一个敌人的人头来换爵位一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砍了一颗人头就能升为副处级干部，外加100亩地和1713平方米的住宅，简直像海洛因一样刺激，于是广大人民群众都亢奋得两眼冒火操起家伙就往前线奔，后来就六王毕、四海一了。有人比较节俭，觉得这种奖励力度好像大了一些，认为可以调整一下汇率，几个人头兑一个爵位比较妥当，这种为饿们秦王勤俭持家的精神是好的，但是统计学告诉我们，人头是有限的，砍得太少不好，砍得太多也不好。如果砍人头的速度大大超过长人头的速度，容易发生社会危机。南美阿兹特克人性格比较纯真，他们不恋权不贪财不好色，生活的惟一爱好就是去砍别人的人头向神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