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不耐烦,内心直骂高兴这小子怎么搞的,王进财那边不就是联系与中国证监会朋友见面的事吗,见与不见不
也就打一个电话的事么,怎么跟生个孩子似的那么难?
内心这么想着,对高兴也多少有些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耐着性子等待。这一等,又过去了好几天,高兴那边依然没有半点消息。
这期间,黄老板和他的女秘书小赵还分别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询问事情进展。每次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我内心就不由自主地紧张,仿佛借债人被债主追债似的。那急促的铃声阵阵敲击着我的心鼓,每次都让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自打我宴请高兴和王进
财后,黄老板就像服了兴奋剂似的突然兴奋起来,原本对股市上市指标的欲望像气球一样又被吹大了,而且那气球越飞越高。我不但不忍心戳破,还仿佛被那气球吊起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尽管走的脚步虚
幻飘忽、趔趔趄趄,极不踏实,却也身不由己。
转眼又过了一周,我又给高兴打电话,高兴一听是我的声音就有些不耐烦,说:“我正忙呢!你的事回头再说吧。”啪的一声,他又将电话挂了。我“噢”的一声,也放下话筒。心想那就等他不忙的时候回电话
吧。不料几个小时过去,高兴压根就没来电话。我有些生气,抱怨高兴这小子办事怎么那么不靠谱呢!抱怨归抱怨,却还是意识到应该主动给他打电话。刚拨着号码,转念却想:何不直接跟王进财打电话呢?毕竟自己已经与王进财认识,还宴请了他,何况他也给我留了电话呀!
这么一想,我当即找出王进财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王进财一听是我,“哦”的一声,倒还热情。寒暄了几句,我就询问中国证监会那边的朋友联系得怎么样。他“嗯啊”一声,说电话已经联系了几次,证监会那位朋友老是出差,忙极了,根本没时间见面。我问那证监会的朋友何时能有时间?他说我也说不好,他确实太忙,只好再等等。他大概感觉到我的焦急,又说:“这事急不得,你知道全国有多少人都在找他们吗?喊,多了去啦!你想想他们工作本来就忙,又有那么多人找他们,即使有时间不也得排一
排、等一等吗?所以,你就耐心等吧!”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好对着话筒一再感谢王进财,同时极尽恳切之声请他继续抓紧联系中国证监会的朋友,力争能尽早安排见面。此刻我的心情不亚于旧时臣民拜见皇
上。没等我把话说完,话筒便进出王进财“哎呀这我知道这我知道”的声音,这声音显然带着不悦。
我很无奈。“求人如吞三寸剑”,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家乡父老时常用这句话形容求人办事的艰难。为了黄老板公司上市的事,我眼下何曾不是如此呢?你焦急,可人家未必焦急,你有求于人,可人家未必就将你当一回事。帮不帮你也是人家的事,何况人家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轨迹,你要想在人家正
常的生活轨迹上插一杠子,除了被动等待,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事情不仅没有着落,我还因为给王进财打电话惹怒了高兴。
我跟王进财打电话的当晚,高兴就将电话打到我家,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谁让你直接打王进财电话了,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啊?!”我耳边嗡的一声,感觉突然间像被谁冷不丁扇了一巴掌,这粗鲁的话
会是出自高兴——我一向尊敬的博士生导师高教授的儿子的口?我疑心自己听错了,傻傻地又问了一声:“你……真的是高兴吗?我……我不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
“×,我说你他妈的懂不懂规矩啊,谁让你他妈的给王进财直接打电话了?”从话筒里进出的这句粗话一如炸雷,又一次在我家狭小的屋里炸响,惊得我目瞪口呆,就连妻子和儿子都吓愣了,都皱眉睁眼惊诧地望着我。我强抑着怒火,捂着话筒压低声音问:“高兴,你甭发火,有话好好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那天吃饭他不是给我留了电
话了吗?再说了,我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有些不耐烦。我想你可能太忙,我怕打扰你,索性就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了。”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你真他妈太操蛋,太不懂规矩了!”高兴在电话那头扔下这一句,不由分说啪地将话筒扣了。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抓着话筒愣愣地发呆,搞不清高兴到底为何不高兴,更搞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懂规矩了。
事情还没办成,却莫名其妙惹了高兴不高兴,看样子希望更渺茫了。我仿佛不小心吃进了一只苍蝇,这让我心里异常憋屈、难受。更让我难受的是,我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不能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
直接给王进财打电话这事难道就那么严重?难道就犯了天条?
这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上班,我迫不及待给我的导师高教授打电话,将高兴发火的事如实说了,并表达了心中的烦恼与惶惑:“高老师,我真不知道高兴为何不高兴了。”
高教授听后不置可否,只是说:“是吗?我回头问问。,,我不住道谢,并强调说:“高老师,如果我真是惹高兴不高兴了,也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千万请他谅
解。”高教授答:“这个……你放心吧!”
到了下午,高教授给我打来电话,说事情搞清楚了。生意场上人与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就是说,谁给你介绍一桩生意,你只能与介绍人单线联系,不能越过介绍人直接联系他介绍的那个生意人,否则就
破了规矩,介绍人也会以为你想过河拆桥甩开他。
原来如此!我“哦”的一声,恍然大悟,连声对高教授说实在对不起,我确实不懂得商界的这个规矩,内心直骂自己孤陋寡闻,对商界如此无知。高教授却说没关系,不知者不怪。我懊悔而又负疚地说:“高老师,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转告高兴,我确实不懂规矩,我不是故意惹他不高兴的,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无论如何请他一定谅解。”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异常诚恳,言语几近表白。高教授连声说:“没关系,你别往心里去,高兴那边我会同他说清楚的,你放心。”我相信高教授说这番话时也是真诚的,我毕竟是他的
学生,跟着他读了三年博士,我知道高教授的严谨、宽厚与仁慈。
尽管如此,我还是惴惴不安,毕竟我惹高兴不高兴了。他真能原谅我吗?他是否还愿意帮我的忙?托他办的事是否还有希望?这一串问号像一条蜈蚣忽然间爬进我的心窝,让我感觉百爪挠心,焦灼不安,
疼痛难忍。毕竟,我费尽周折找到他,一心一意寄希望他能帮上这个忙,了却我帮黄老板弄到上市公司指标的心愿。我思忖着自己是否也该直接给高兴打电话,亲自向他道歉,可自尊心却不断阻拦着我做出这个决定。毕竟,高兴的粗言鲁语让我难以接受,他的怒火让我心有余悸。更毕竟,我怎么说也是个博
士、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要不是为完成黄老板的重托,我岂能受高兴之辱≯思忖再三,我决定不给高兴打电话道歉,毕竟我已经同我的导师、高兴的父亲高教授事先沟通好了,让高教授去做高兴的工作不仅
效果会更好,我也有回旋余地。
令我依旧不安的是,一连过去几天,高教授却没有给我打电话。高教授向儿子高兴转达我的歉意了没有,高兴到底是否能原谅我,对此我一无所知。
就在我仍惴惴不安、想主动给高教授打电话询问的时候,我盼望的电话却主动打来了,但令我意外的是,打电话的不是高教授,而是高教授的儿子高兴。
〃哦,是高兴啊?你好!”我拿不准高兴是否已经原谅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说话,出乎我意料的是,高兴不仅已经怒散气消,而且带来了好消息。
高兴在电话中开门见山,“胡博士,王进财经理已经联系好中国证监会那边的朋友了,说好后天可以见面。你赶紧通知你老家的荷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吧,让他们的老总赶快到北京来,准备好后天见
面。”我喜出望外,内心激动得怦怦直跳。我猜想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定不亚于当年的红卫兵将要见到毛主席。
我对着话筒,兴奋得几乎语无伦次:“高兴,这是真的吗?太好啦、太好啦!真太谢谢你、太谢谢你啦!我……我这就通知黄总,让他尽快来北京。”
高兴却异常冷静,他在电话那头提醒我,“你别忘了通知黄总,让他带上见面礼,还有该公司上市的有关资料。”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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