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19章

正是为了同行与初学，英美有些颇有地位的学者就专门致力于编写书目与综述，两者都有专刊专书，往往按年度出版。二十世纪初年，在英国兴起的“新目录学”，则更进而对莎士比亚剧本的版本真伪、优劣，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手稿和书法特征，舞台演出用的脚本情况，当时印刷技术和书籍送审、送印与发售情况等等，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考查，做出了显著成绩，从而使阐释莎翁戏剧内容与艺术的学者、批评家更有确实依据，也对舞台演出提供了帮助。
我们国家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有更为久远的传统，学术综述也是过去我国学者常做的，十八世纪末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一个辉煌的例子。它不仅对于四库所收书各类有小序，子目有案语，扼要说明这类著作的源流，而且每部书有一篇提要，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时又“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并且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当时封建统治者清朝皇帝搞《四库全书》是有其险恶的政治企图的，对一部分中国古籍而言是一浩劫，但是从《总目》本身来看，它却是一个规模宏大、计划周详的学术总结。
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笔者见闻有限，只有一些印象，这印象是：书目少见，也不受重视；关于书的消息也不多，最近这一阵对新书出版有些报道了，但一般只是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把一个时期所出的书统统归在一起，在报上登一张表格式的广告，对于书的内容毫无说明；书评很少，而且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书只有一篇政治鉴定式的评论，一评就成定论；至于学术综述，我只记得六十年代茅盾同志在《文艺报》上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里用附注的形式将各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给了我不少有益知识。最近一个时期，报上登了有关《二十四史》内容的介绍文章，其中有些学术评述。前几天从报上广告得知《中国语文》第三期有一篇《“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也是我想看的文章。其实我们不做的，外国研究者却已经代做了，如法国《亚洲学杂志》1977年1—2期就有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写的《文化革命后的中国语言学》一文，对我国语言学各派及其主要著作作了述评。李约瑟以一个英国自然科学家的身分，而写出了那样多的有关中国学问的小结，令世界上的汉学家们刮目相看，岂不更值得我们中国的研究者三思么？
现在我们学术研究又在开展了，当然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待做，但是可不可以也拨出一小部分纸张和经费来做点基本工作，例如请专家编各门学问的有简单评语的基本书目，定期写些学术述评，各方面多写些书评（同一书可以有几人评，意见与写法可以各不相同），或者办几个以书评为主的杂志，象《读书》这样或比《读书》更专一点呢？这样做，既可以便利年轻的研究者和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较快入门，同时也促使各门研究者多作回顾与前瞻，定期小结，互通声气又彼此帮助，在条件已经成熟的学科里就可以从一般性的文章跨进到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再从专题走向新的更高级的综合——这就会有助于更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助于一个更加繁荣的学术局面的到来。
王佐良
读《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等书有感
连续收到国内寄来的《美国短篇小说集》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甚喜。特别是后一本选集，出诸美国文学研究者老手，所选作家都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所选作品也代表了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各种流派，说明国内对当代美国文学研究大有人在，尽管有前十年，乃至二十、三十年中美文化交流的空白，但是急起直追，为时犹未晚也。这是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感想是这毕竟还是一个萌芽，从普及的意义上来说，恐怕还仅仅是个开始。因为阿瑟·密勒在《大西洋月刊》访华长文《在中国》中曾经谈到他在南京碰到的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竟不知道斯坦贝克和福克纳为何许人！当然这也许是碰巧的个别现象，因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雷·瓦尔特斯却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他所遇到的大学英语系学生无不知道这两位美国作家！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还是证明我上述的看法：国内不是没有研究或阅读美国当代文学的学者和学生，只是面不够普及而已。
由此而产生的第三点感想就是：《读书》第二期一篇笔谈写得好：当代的也要“拿来”。特别是看到国内还在介绍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和司各特的《艾凡赫》，更有此感觉，仿佛回到了四、五十年前自己幼时刚刚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时代。象巴尔扎克、王尔德这样文学史上的名作家固然应该介绍（如今美国大学里连他们的课也不开了，这样一种对古典作品的否定态度也未免太“虚无主义”了），但是如果介绍外国文学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落后的阶段，跟当前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距也未免太远了。
介绍外国文学，当然不是为了赶时髦，何况当代的许多作家和作品，特别是一些流行作家和作品，畅销一时，未必有长远价值。但是一些有长远价值的作品，的确反映了现实生活，对于了解产生这种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是用形象的手段补充了你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学术著作所无法生动感受的不足。
正如我由于三十多年不接触国内文学作品，对国内生活深深感到生疏一样（比如最近读到《伤痕》等短篇小说，对于有些新名词，如“唯成份论”和“唯生产力论”就瞠目不知所解），你如不接触美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阅读用英语写的其他文章时，有时甚至也会感到困难。生活产生艺术，艺术反过来也影响生活。当代英语中就吸收了不少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事件或辞汇，作为修辞表达的手段，而这在一般辞典中往往是找不到的。也许由于流行日广，后来得到辞典的承认，作为一个新辞而收了进去；也许流行一阵子又为人所淡忘而被淘汰了。
比如前一阵子流行的Catch…22就是一个例子。这本来是当代作家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生活小说的书名。如今在英语中已作为自相矛盾的难题解。你如不知这部作品，在别的文章中遇到这个词，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由于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在英语中也成了比喻手段。这在任何那个国家的语言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文学中的“林妹妹”（林黛玉）就是一种多愁善感的女子形象。英语中这样的例子不少，而且也不限于英语文学作品，例如天真的游侠骑士唐·吉诃德、山中一梦人间已一世的里普·凡·温克尔等。但是在当代英语中，这些文学形象作为比喻手段已逐渐让位于当代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了。前不久看到国内寄来的斯诺夫人《我热爱中国》译本，写到她在法国找房子，称之为“华尔特·密蒂式的探寻”。这也是一个例子。按华尔特·密蒂是美国当代幽默大师詹姆斯·瑟伯（前几年已故）笔下的人物，此公喜欢做白日梦。斯诺夫人借此来喻自己找房子乃是兴之所至、不切实际的事。
我记得上次通讯中曾提到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作者）最佳的作品还是他初期的《该隐号叛舰》，其中刻划了一个刚愎自用的舰长奎格，可谓入木三分。有人就把尼克松比喻为奎格舰长，比如《纽约时报》书评谈及尼克松一些左右手写的回忆录时说：“尼克松是通过他的下属的眼光给我们看到的，他们自己则要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忠心爱国人士，只是上了一个奎格式说谎者的当。”你如没有读过那本小说，就不知这里“奎格式”指的是什么了。
美国前参议员富布赖特谈到美国国内政治趋向时曾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发生五月里的七天。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采取明智行动，这就很可能。”所谓“五月里的七天”也是一部六十年代流行的政治小说的书名，讲的是美国出现七天的军事政变，如今这个书名已成为假想中的美国军事政变的同义词了。
我稍举以上少数几个例子，无非说明介绍美国当代文学之必要，这不仅仅限于文学意义，也有其他方面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的意义，哪怕是仅仅为了学英语，也有此必要。
一九七九年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