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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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值并非全然这么糟糕。不管怎样，这只是一群共和国的孩子。他们有热情、有责任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能协调法律和自由、劳动和平等的美好社会，一个真正享受博爱和无等级制度的美好社会，一个无僵化体制，既无监狱，也无精神病人的美好社会。
【“六八底线”】
在法国过往的历史中，革命总是会让人想起那些滚动在巴黎街头的湿漉漉的人头。然而，今天人们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杀戮，因剑得到的，必将因剑而失去。
尽管人们习惯于将发生于这一年的这场社会运动称为“五月风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国，人们更倾向于用“Mai68”（1968年5月）这一中性的时间刻度来标刻这段历史。的确，和以往的“风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经脱胎换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即是从政府到社会，无论是参与运动、反对运动者还是维护秩序者，都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绝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的共同底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法兰西要继承其“革命”传统，那么1968年5月可被视为法国革命的新起点。或者说，“六八底线”才是1968年5月这场运动留给世界的最珍贵的遗产。换一个角度说，这种表面激烈，实际平和的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
学生方面，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对暴力并无偏爱，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对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对于零星出现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认为“搞暴力并不是运动负责人决定的，而是大学生自发地选择了抵抗，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尽管一切有些过分，但毕竟还是恪守在民主的范畴内”。
“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这是“五月风暴”中的一道风景。“拥有你的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最美的雕塑是铺路石的砂岩石，最具批判力的石块就是打在警察脸上的石块”“铺路石下是海滩”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种浪漫抒情，一种随心所欲的创作。当一切云开日出、风平浪静，不难发现，那些标语口号中尽管充斥了对暴力的怂恿，但更多只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暴力宣泄。对于许多人来说，口号被发明出来，有关暴力的审美便已经完成。我曾说，没有嘴上起义，将有街上起义。发生在法国的这场运动，显然不是暴力革命或者带有暴力性质的街头起义，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街上起义”。
尽管政府一度严重错估形势，甚至认为法国已经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尽管学生夸大其词，将警察描绘成挥舞棍棒的德国党卫军，但从整体上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一方面，学生们没有异想天开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样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学被占领以及割据四方的街垒只是一种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有数据表明，五六月间，巴黎有两千多人受伤，其中200人受重伤，此外，还有5人死亡，但并不是警察开枪所致。革共青联的领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们画上“88”（党卫军）标记的警察并不狰狞，他们乐于同学生们讨论，愿意理解。当然，背后的英雄是瞀察总署署长奠里斯·格里莫，一位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从运动开始到结束，他尽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剧的发生。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他经常在拉丁区和示威者讨论，而且在警察开始变得粗暴、即将失控时，格里莫还亲自致函给每一位警察：“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的职业形象”。
如让·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中所说：“六十年代末的历史形势是不同寻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动，二次大战的恐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镇压、残忍和屠杀都还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国家毕竟进入了新时代。它结束了殖民战争；阶级斗争虽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法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性。当有人不仅撬走了铺路石，而且连根拔起了拉丁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树木，并开始焚毁居民的汽车时，市民终于忍无可忍。风暴正在酝酿灾害，很快，媒体对学生的同情声浪明显减弱。《世界报》社长伯夫·梅里批评说：“学生们虽然得到了慷慨的声援，但也会因肓目而自毁。不管正确与否，有哪届政府会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满街垒？”《图片报》则开始动员：“我们没有权利让警察和他们的水枪独自承担这种大事。”很快，“反对者的反对者”也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把索邦打扫干净”，“法国要工作”，“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些不甘心永远生活在“混乱诗歌”回声中的巴黎人，开始对法国的无政府状态说不。
【“索尔仁尼琴效应”】
观点平衡世界，真相消退激烈。“五月风暴”退潮后的“后戏”，同样是我们回忆或者梳理这场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五月风暴”发生时，巴黎沉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调里。对于刚刚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极左派们更能感受到一种心气相通的朦胧之美。
尽管和中国实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风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内涵，但是二两之间有所呼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对他们来说，“文化大革命”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唯一办法。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人对这场运动的“工具性”及其他“黑暗面”一无所知。当然，这种一无所知，还包括这一代法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乌托邦试验的错误理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极左派的革命理想在法国正式退潮，有赖于一个真实世界的呈现。这一时期，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着作《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种种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真实细节震惊了整个巴黎；两年后的1976年，中国结束了巴黎左派们怀揣春兔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红色高棉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也渐渐为世人所知。这一切，足以让活跃于当年的“六八分子”从希望陷入失望，并且“走到绝望的尽头”。
“索尔仁尼琴效应”说到底就是“真相的效应”，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让那些原本诚心诚意想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背负起一种“逻辑上的负罪感”。就像早在十年前的1958年，曾在信仰上改弦更张的埃德加·莫兰在《自我检讨》一书中所感慨，对“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已经“形同陌路”。呼应中国的文革，巴黎的极左派曾经相信“红宝书”可以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然而，事实告诉他们，天堂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被搬到地上来。克劳迪和布鲁瓦耶勒在《幸福的石头》一书里的诘问是意味深长的：那些极端的“六八分子”虽然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没有愿望用鲜血去彰显活力——“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条约，我们不是一样签了吗？”
【要面包，更要玫瑰】
岁月无情，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