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115章

达板块的参照标准应该是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能激励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创新，最终做得比发达国家更好。同样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板块，也应该找到自己的参照系，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取得新的进步，达到新的高度。
第三，两个板块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从“静态”转入“动态”。中国经济不是一批数字的堆积，更不是数字游戏，而是两个板块之间的大规模互动。中国的1＋1，不是欧洲＋非洲。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或多或少是一种后殖民关系。欧洲的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非洲贫困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使得非洲很难发展起来。比方说，欧洲巨额的农业补贴使整个非洲无法发挥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在中国内部，我们的1＋1两个板块是同文同种，血脉相连，血浓于水，上面还有一个比较中性的、高效的中央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大力推动1＋1的良性互动，所以中国这两个板块的关系是互相提携、共同发展的关系，这将使得中国经济和社会充满了活力。
第四，1＋1也体现出中国发展模式的战略考量。这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年邓小平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希望中国条件好的地方率先发展起来。在这个西方强国虎视眈眈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自己的发达板块，中国就会处处被动挨打，其经济也可能被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完全打垮，整个国家都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一旦有什么危机，中国立刻成为最大的牺牲品。亚洲金融危机给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带来的悲剧，这次金融海啸给东欧带来的灾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初就确定让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先发展起来。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内地要有几个香港才好，就是为了尽快地形成我们自己的发达板块。有了这样的板块，才能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国才会有竞争力。这样的板块意味着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核心产业”、“龙头企业”、“拳头产品”和巨大的消费群体。
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的总体实力不如对手，但在孙子的指导下，通过对上、中、下马的重新组合，利用了自己的某些相对优势，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中国也是这样，通过尽快地形成自己的发达板块，创造了国际竞争中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从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下，带动了整个国家的进步，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当弗里德曼感叹美国最发达的城市看上去已经不如北京、上海、大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我们这种非对称优势给美国和整个西方带来的震撼。有了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在航天、造船、机电、高铁、汽车、建筑、地铁等领域内所形成的巨大国际竞争力与这种空间战略布局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今天的发达国家也力求形成一种1＋1大于2的经济区域安排。欧盟在过去十年中扩大到27个成员国，把东欧相对落后的国家都拉了进来。如果用人均GDP来计算，东欧进来后欧盟反而穷了，东欧把欧盟的人均GDP拉下来不少。但欧盟把东欧拉进来，为的是增加竞争力，特别是获得东欧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规模，形成一种欧洲内部的1＋1大于2的局面。美国和加拿大拉上了人口大国墨西哥来建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出于同一个道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市场饱和、人力成本过高这样的问题，然后都想通过1＋1的方法来解决。当然现在欧盟的1＋1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1＋1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很大的内耗，各方抱怨不少。反观中国，其1＋1大于2的局面早已改变了整个国家，并开始影响整个世界。中国能做到这个水平，欧洲和北美做不到，说到底就是因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内部的整合要比跨文明的整合容易得多。这一点我在下一章里再详述。
谈论“文明型国家”内部问题时，我们也要有一种“板块概念”，这样才容易对我们的问题准确定位。有些人总想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出现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也不足为奇（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话）。抓住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否定中国整体的巨大进步是不明智的。比方说，就我自己实（。电子书）地观察来看，上海的腐败情况低于意大利，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于罗马和纽约，上海、江苏、浙江的治理水平明显超过希腊，尽管希腊和意大利都算发达国家，纽约也是发达国家的顶尖城市。这些成就很了不起，因为1个上海的规模等于2个希腊、3个瑞士；1个浙江省等于5个希腊；一个江苏省等于7个希腊、10个比利时，我们整个发达板块等于30来个中等欧洲国家之和，这么大范围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足以对中国国内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对整个世界产生震撼效应。换言之，采用板块分析为的是更准确、更实事求是地把握和认识自己，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未来。如果中国发达地区在很多地方可以比发达国家做得好，那么中国其他地区也可以逐步赶上来，甚至后来居上，做得更好，今天的重庆和内蒙古就展示了这种势头。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鼓励各个地方良性竞争，一个地方做得好，其他地方就会感到竞争的压力而跟着学。
最后，1＋1大于2产生着可喜的“二八效应”。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了有名的“二八效应”概念。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抓住关键的20％就能产生80％的效果。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一个公司20％的客户可以创造80％的收益；一个企业20％的骨干可以带动80％的员工。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提倡的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中国改革开放，从特区起步，到推动沿海开放，到浦东大开发，到“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实都是这个道理。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20％的地区创造80％的财富，并推动整个国家全面进步的可喜局面。如果说，中国“准发达国家”板块带来了中国崛起的“二八效应”，那么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80％的地区内，继续采用“二八效应”，即抓住20％的关键城市群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的全面进步。从重庆都市群、成都都市群、关中都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的发展势头来看，这种新的“二八效应”正在不断出现。我想中国未来的大趋势就是“二八效应”的不断扩大和延伸，直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当然，动态的区域发展也会有负面效应：地区差距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被拉大，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国家，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有清醒的历史眼光，我们要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世界上，除了少数超小型的国家之外，没有一个中等幅员以上的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发展。美国是先发展东部，再扩展到西部；日本是先发展中部，再扩展到全国；法国是大巴黎地区先发展起来，再辐射全国。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可以发挥财富的集聚功能和辐射效应，带动更多的地区发展起来，这是实现整个国家全面发展的捷径。
我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曾以上海浦东为例，说明在富裕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之间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比什么都重要。浦东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了1万美元，假设中国贵州省的某个地区人均GDP为100美元。如果机械地看，这个差距太大了，两个地区差100倍，你要把它缩小，甚至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但这是不明智的。这里关键是要看浦东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关系。浦东2006年的财政收入是587亿元，其中51。4％上缴中央，也就是说将近300亿是用于全国的发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来帮助贵州省的这个地区了。如果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们不用太担心，只要确保让浦东的钱流到落后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致富。我当时曾这样说，“就像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成员特别能赚钱，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员高，但他能够把赚到的钱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帮助家里暂时还比较贫困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