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84章

一些成效，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无疑是自欺欺人，于事无补，甚至会引起反作用，
带来恶劣的影响。
而且，苏联还“拉拢”或“欺骗”（纪德语）一些西方文人为其宣传和服务。
在本雅明眼中，“这个国家就剩这么一着了；花钱使人变色，他相信那些来访的泛
着微红光的政客（在左翼反对派或盲目的乐观主义旗帜下）会全然变红。”在纪德
看来，“整个旅途中，确切地说，我们并不是国宾，而是有钱的苏维埃作家协会邀
来的客人。”“我从头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
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
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等的欢迎仪式！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
庆贺。”这种礼遇曾使作家受宠若惊，但并没有泯灭纪德的良心，因此，当纪德满
是批评意味的日记出版后，苏联领导人、政客和文艺界人士自然大为恼火了。
在纪德的视野里，那里，“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除去与那不大令人
留恋的过去时代相比较之外）。“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
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
这个地步，惟有细心隔绝同外界切断交通的这个方法。”同时他也不无讽刺地评价
到：“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是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
以为比法国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本雅明提到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
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梅霍尔德在《欧洲是我们的》（这部剧）里用了一幅地
图——在这幅地图上，西方是俄罗斯所属小半岛构成的复杂体系。这幅地图跟列宁
像一样几成新俄罗斯偶像崇拜的核心。”
苏联的成立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成功实现。在苏维埃政权
建立之初，列宁就曾宣布：“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
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
年代，随着最高权力逐渐向总书记斯大林手中转移时，苏联国内政治气氛就变得异
常紧张起来。纪德认真地也不无担忧地思考着：“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
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
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
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
觉得的。”“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
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
谈话一般。”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纪德语）即开始，致使人们非
常地逆来顺受，这种顺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个偶然的事情，给罗兰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苏联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奉命为罗兰检查身体，他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整个
身子软弱无力，检查完成后，医生心有余悸地对罗兰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
您的疲劳过度，迫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罗兰听后，顿时噤若寒蝉。此话道破
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能听从报纸，进一步确切
地说是高层领导人的说辞，而完全没有自由发表个人看法，哪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客观事实的权利。纪德则感叹到：“游历过一次苏联，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
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使3　位作家不甚理解的是：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
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
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
只关心：这个或那个是否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
讨论的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路线”。纪德在列宁
格勒准备了一篇小演说，打算在一个大学生集会上发表，但经过审查后，人们立刻
就暗示他：这篇稿不是在“路线”之内的，而他准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这在
后来的确应验了。本雅明也是如此，他为苏联的百科大辞典写的歌德辞条同样因为
不在路线之内，而被退回。
斯大林时代的这种对民主和自由的压制造成了极其不好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人
们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紧张畏惧的气氛中，之间缺乏信任，互相监视，从而出现
“两面人现象”。
曾经写信给纪德的戴尼叶先生的一段话描述“两面人现象”最为贴切，即“我
们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
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
有两种性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
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不信任呢？据纪德分析：在苏联，要揭发某人隐私的时候，是找这人最亲密的朋友
来做，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若是拒绝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
朋友都不免于难，结果人们什么都不信任，甚至连自己的妻儿也包括在内。“每个
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就这样，“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方
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的。侦探告密，
成为公民道德的一部分。”
20年代，为新政权生存而努力的苏联居民的日常供应是相当匮乏的。国营商店
的布置十分简陋，本雅明是这样形容一个20年代的商店：“墙上挂着纸板画鼓励农
民和工人联合起来。”“铁锤、镰刀、齿轮和各种工具被荒唐地弄在俄面的纸板上。”
“柜台前挤满了人。没有人的商店倒是卖衣料，但是得售票或者——付现金——价
格高得吓人。”30年代的商店亦是如此，店内“一切都是丑陋的”（纪德语），虽
然一再地努力提高品质，但终究只是差强人意而已。有这样一幅场景：人们排着长
队，大约二百人至三百人，在商店开门前很早就等在商店门前，很安静，这是因为
当天有四百件或五百件椅垫要到，而当时购买的人都达到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
不到晚上，就有可能销售一空洞此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等候。不仅用的方面缺乏，
而且粮食方面也是一样。不仅品质低劣，而且数量也很缺乏。物质的如此缺乏必然
带来人们对物质要求的降低，因为选择的余地非常地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
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与不
拿的问题。”
苏联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住宅危机。“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
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其中一切都是不堪人目的”。这是
另一位曾访问苏联并著有《我在苏联探求真理卜书的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在巴库附
近参观石油工厂的宿舍时发出的感慨，而向导则让他把这些看作是帝制时代一种残
留物，但这种解释是无法让观者信服的。罗兰的妻子玛莎的娘家也同样紧张，一大
家子人要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那是老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灰泥已经脱落，走廊
狭窄而弯曲。”本雅明也隐约地提到了住房的紧张，他写到：“此地住房的稀缺产
生如下效应，与其他城市不同，在这里，街道两旁的房屋无论大小，晚上窗户都是
亮着灯的。”而纪德更是认为住房问题前景堪忧。“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
下。”
四、造神与信神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3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作家们在动身
到苏联以前，已经对苏联个人崇拜有所耳闻，但当他们踏上苏联的土地后，还是为
苏联大张旗鼓的“迷信”和“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