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亚文化》第75章

“即使真的实现这一计划，真的把所有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从今日社会中消灭干净，人们也不有丝毫理由相信它的发生率会在下一代人中有任何实质性的降低。从历史之初起，同性恋性行为就一直是人类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人类拥有多种能力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多种能力正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金赛，第215…217页）考虑到40年代末笼罩着美国社会的严峻道德气氛，金赛阐述自己关于同性恋的观点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难怪他的著作能够振聋发聩，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为之一变。
在对待同性恋态度上影响最大的第四位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在同性恋问题上的观点，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基调在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蔑视爱欲和摧残人性，揭示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丧失了完整的美感的爱欲这一事实。
马尔库塞的主要论点是主张使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生殖器官成为性感的主体和目标，所以他不但不反对同性恋，而且指出：同性恋是性欲讨厌服从生殖秩序而发出的抗议，是性欲对保障生殖秩序的制度提出的抗议。所谓“生殖秩序”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正规的性关系应当仅以生殖为目的，否则就是越轨行为。避孕的性交、不能生育的异性性交方式和同性性交都是不道德的。按照这种逻辑，那些不知道性交与生殖之间的联系的人（例如一些原始部落民）的性行为就是越轨行为；而那些以为同性性交可以受孕的性行为却不属于越轨行为了。这可真够荒谬的。
在马尔库塞看来，“性反常”本身无视生殖秩序的压抑的要求，坚持以快乐为性的目的。性反常者是与现实原则对立的快乐原则的拥护者，因为性反常行为表现为某种不受时间空间和对象选择限制的性活动，表现为不受性器官限制的多形态的性活动。他们对当代文明必然造成的部分丧失性特征的个人构成了威胁。马尔库塞对所谓“性反常行为”加以认可，认为这种行为的基础是受到压抑的人类潜能与自发生的释放。他认为，同性恋现象中包含着革命的潜力，是对生殖秩序的反叛，是一个“伟大的拒绝”；　与此同时，同性恋行指明了某种更充分的爱欲意义，代表了肉体的可能性的充分实现：
“古典传统认为俄狄浦斯与同性恋的产生有关。他与那喀索斯一样，拒绝了正常的爱欲，这不是为了某种禁欲的理想，而是为了某种更完整的爱欲。他与那喀索斯一样，抗拒生育性欲的压抑性秩序。俄狄浦斯和那喀索斯爱欲的目的是要否定这种秩序，即要实行伟大的拒绝。”（马尔库塞，第125页）
尽管上述几位思想家对人们改变对同性恋的错误观念方面全都拥有重大影响，但是，在同性恋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恐怕非福柯莫属。他的思想和著作不仅更新了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　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福柯对“性到话语的转变”做了大量论述，认为它的主旨“就是要把经不起繁殖经济检验的性形式从现实中驱逐出去，不允许非繁殖活动的性的存在，排斥不郑重的快感，削减或排除不以繁衍为目的的性行为。　”（福柯，第36页）同性恋倾向正是被排斥的非生殖性性行为中首当其冲的一项。
福柯对西方的性发展史做了深刻的研究，认为西方社会目前对同性恋的拒斥态度并非古而有之，　也非一以贯之，而是近100多年才变得很严重。当今社会的同性恋概念和“变态”概念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同性恋作为一个名词被创造出来晚到19世纪下半叶——直到1869年，德语中的同性恋（homosexualitat）这一术语才在这个意义上被创造出来。由于科学特别是职业神经病学的发展，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同性恋行为被病理化，那些有此类活动的人成为越轨者，堕落者，“倒错者”，换言之，直到此时，他们才被称为“同性恋者”。
福柯在《性史》一书中花费了最大量篇幅加以论述而且其观点最为新颖和引人注目的，是对希腊人的性观念与现代西方性观念之间巨大差异的发现和阐述。他指出，在希腊社会中的同性恋概念与现代迥然不同。希腊人并没有把对同性的爱与对异性的爱视为对立的事物，视为两种互相掩护的选择，两种根本不同的行为类型。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那种使节欲的、有自制力的人与耽于快乐感享用的人加以区别的东西，比起那使众多最令人向往的快感的种类各不相同的东西，要重要得多。
换言之，在古希腊人那里，节欲与纵欲的区别比起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别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同东方传统有很大相似之处，但同西方现代性观念却十分不同。福柯说，偏爱少男还是偏爱少女，在当时被看作仅仅是性格上的特征而不是两类具有不同性倾向的人的特征；欣赏男童与女人，并不构成将个人加以区分的两种类别范畴；偏爱男风的男子并不认为自己与那些追求女人的男子有所不同；希腊人从不会这样想问题，即一个男子为了去爱另一个男子，可能要具备一种迥然不同的天性；他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另一种天性，　不如说是另一种风格。（福柯，第353…360页）至于为什么一个被动的同性恋者不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而遭否定，而是由于他的被动角色而被否定，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道德或政治上软弱的表现。具体说来，　这一逻辑的原因有三个：其一，罗马是一个雄性十足（macho）的社会；其二，古代社会对男性气质极为崇拜；其三，罗马是一个奴隶制社会，主人在性上占统治地位，因此奴隶实际上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必须认为按主人的命令去做的任何事都没什么可羞耻的。（Veyne，inAriesetal，30…31）
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某些区域文化中，还可以见到古希腊遗风的痕迹，即肛交活动中的插入方可能不被认为是同性恋。
在拉丁人中（如墨西哥人巴西2等）和地中海国家（如希腊，土耳其）文化中尤其如此，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由某种行为或角色来定义的。勃起和插入行为保持了“主动的”男性气质，因此保持了异性恋的身份，而被插入的男性则被视为“被动的”和女气的，因此是同性恋。
福柯对古希腊人及其性风尚的发掘和阐述的另一角度集中在其美学特征上：
“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来看，人们之所以可能对男人或女人产生欲望，只不过是天性植于人心之中的那种对‘美’的人的欲望使然，不管其性别如何。”（福柯，第355页）
像福柯这样从闰学角度来理解同性恋爱欲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共鸣。例如，莱文森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性属于美学领域。也就是说，古希腊人被所有的美的东西所吸引，而不论它属于男性还是属于女性。他们不注重对象的性别，只注意它是美的还是不美的。他们在男女两性之间不加区分，认为没有绝对的界限，没有只吸引此性别不吸引彼性别的东西。因此，在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吸引力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吸引力不以性器官的区别为基础，而是服从于秘密的美学原则。对象可以很容易地从男性转到女性，在性角色认同上可以认为是中性的。（莱文森，第43…44页）
其实，　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思想，他曾指出：“古代与现代情欲生活的差别中最为惊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们太强调对象的重要性。古人视本能为万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级的性对象；我们则蔑视本能的活动本身，只有面对美好的对象时，我们才能纵容其活动。”（弗洛伊德，第51页）
在福柯对同性恋的论述中，古希腊罗马的情况常常与东方社会的情况相提并论，作为西方现代状况的对立面。最早涉足对东方同性恋现象的观察和报道的理查·波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认为，在中国、日本、土耳其、南洋群岛各国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居民中，同性恋活动相当普遍，具有地方特色特色，大多被视为“小小不言的过错”。他认为，同性恋盛行是因为在这些文化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常常混淆不清。　（Bullough，223）30年代到过中国的一些西方观察家也得到类似的印象：中国的公众舆论对同性恋完全冷淡，根本对它毫不在意，由于它似乎能够愉悦伴侣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而另一方出于自愿，那它就不会造成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