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69章

勋臣和宗室中的野心家；在文职机构以内，则拉拢那些由于清流派的反对导
致仕途受到阻挠的人。“清流派”前辈、左都御史刘宗周严历的奏疏，使马
士英更加感到需要这样一种策略。刘宗周常批评军人，对朝中的“小人”提
出警告，强烈要求惩治某些不服从命令的将领，主张将马士英送回凤阳。②
马士英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加强他的地位，同朝中反对他的这班文官进行斗
争。这个决定启动了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势力。
“清流派”不信任马士英，是因为他同阮大铖向来过从甚密，而阮大铖
是复社深恶痛绝的人。据说在　１７　世纪　２０　年代，阮大铖为了争夺一个他垂涎
的职位，曾与臭名昭彰的太监魏忠贤勾结，陷害东林的一个盟友。后来，崇
祯朝将魏忠贤及其党羽定为“逆案”，阮大铖作为次要人物被列入“阉党”，
削职夺官，永不叙用。但这还不足以抵消复社名士对阮大铖的憎恨，他们中
间的一些人甚至公开辱骂他，把他排斥在官场和上层社会之外。①阮大铖想当
官的强烈欲望加上他的工于心计与报仇心切，使他在他们眼中成了邪恶的化
身。弘光朝廷发生的事，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心，但从阮大铖受到党人过分的
刺激与羞辱来看，他们的担心也可能是主观臆断的。
“清流派”的反对激怒了马士英，他决定替阮大铖复官，明知这会引起
一场风波。不仅因前朝对阮大铖有永不叙用的定案，更糟的是，这次任命出
自中旨，不是按照惯例先行推荐，然后再经过朝廷大臣的审议。这种走捷径
的办法，始于成化年间，此后常被滥用，在天启、崇祯两朝曾引起很大的争
论并导致恶果。②阮大铖终于在　１６４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了兵部右侍郎，这加速了
高弘图、姜曰广和刘宗周的去职。第二年他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
江防，他的高升给那些既想升官又想报仇的人指出一条途径，即依附马士英。
为了肃清政府中的反对派，马士英和一些过去受到排斥的人如通政使杨
维垣等诡称，应当受到惩治的“邪党”不是那些与天启朝的太监有所谓联系
的人，而是那些与北方的造反者有勾结的人。他们还企图为列入逆案的人翻
① 登纳林：《嘉定义士》＇142＇。
② 关于张献忠在　17　世纪　40　年代初的活动，详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　142—156　页；和李文治：
《晚明民变》＇334＇，第　78—89　页。
① 左良玉传见《明史》＇41＇，273，第　6987—6998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　761—762　页。
② 孙传庭传见《明史》＇41＇，262，第　6785—6792　页。
案，甚至要求重新出版《三朝要典》，一本由阉党编辑的诬陷东林官员的书。
①某些“清流派”官员在为南京朝廷定策时不赞成拥立福王，也作为一个重大
问题被提了出来。政治迫害愈演愈烈，甚至超过马士英的初衷。最为世诟病
的是，阮大铖诬陷他的仇人周镳通敌，因为周镳的一个远亲曾在北京的李自
成政权中为官。周镳不像许多复社名士那样在阮大铖得势时被逮捕，但他也
没有逃走，１６４５　年　５　月初他奉命自杀。
这种清洗可能加强了马阮集团，但大大削弱了政府。它转移了政府对更
重要的问题的注意，把好人赶出朝廷，并对制定一项对于那些被怀疑对李自
成抵抗不力或甚至予以帮助的人的明确政策增加了困难。这些人有的受到欢
迎，有的受到恐吓。有的复官，有的被处死，基本上根据党派关系决定。因
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宁愿留在弘光朝廷的势力范围之外，即在造反者或满族
人一边。
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还从政治目的出发任命将领。此外，他也怂
恿某些明宗室干预朝廷事务，只要能利用他们攻击他的政敌。在谴责马士英
的政敌的将领中，刘孔昭和刘泽清叫嚷得最响，在宗室中，朱统■依附马阮
集团迫害反对派，以期获得官职（宗室一般不得担任官职）。由此引起了宗
室钻营官职之风，但这比起防御指挥的政治化来，还是个次要问题。史可法
在驾驭江北四镇骄横的将领方面，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南
京兵部（受马、阮控制）有直接联系，史可法就更加为难。这个情况引起的
严重后果是，刺激了左良玉，他早先曾受到一个东林人物的很深的影响，憎
恨马、阮。马士英为了防范他，故意克扣军饷，并企图在他和在九江的总督
之间制造不和，尽管马士英也担心左良玉的纪律极坏的军队可能叛变。御史
黄澍利用这种情况竭力鼓动，首先检举马士英“十大罪状”，随后说服左良
玉起兵反对马士英。
对马士英的成功和弘光朝廷的命运最重要的是他和皇帝的关系。朱由崧
本来不愿继承帝位。他像所有的藩王一样，习于享乐，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他从来不曾显示出坚强的性格、决断，或对政府事务和统治权的知识，而这
些都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不过，在他即位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确实作出很大
的努力履行皇帝的职责，直率地承认他需要一个有能力的首辅的指导和帮
助。虽然他起初选择了高弘图，但不久马士英就设法取代他成了首辅。
他利用皇帝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迎合他想把一团糟的朝廷事务委托给
某个人的愿望，达到了这个目的。各种检举、清洗和政治花招所强调的，是
“清流派”想拥立鲁王，是东林集团冤枉了朱由崧的父亲和祖母，是某些人
竟然胆敢议论皇帝的亲族（突出的宗室）以及其他的人阻止太监想把部分税
银解入内库的企图。虽然皇帝既未发动也未鼓励这种制造分裂的指责，但也
缺乏加以制止的决心。他依靠伴随他从河南来的少数太监，而疏远先前驻在
南京的政治上更机敏的太监。
皇帝逐渐缩入深宫，引起种种谣言，如关于他的好色、放荡、不理朝政，
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助长这种荒淫的卑鄙手段。不论这些传说真实与否，马
士英之获得有限制的权力主要不是靠赢得皇帝的信任，而是靠架空他。为了
支付内廷的糜费，特别是选择皇后和举行结婚大礼，导致政府的财政支绌。
① 罗荣邦：《和战政策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
约和伦敦，1969　年），第　68—69　页。
财政上的危急情况引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大多数是老一套办法，即增加
赋税。除派出官员和太监催促赋税和食盐专卖收入的运送外，相当大的注意
力是放在苛捐杂税上。有人提出开矿和取消海上贸易限制以取得更多的关
税，同时政府在江南对酒和房地产征收新税，并铸造弘光钱币。政府标出价
钱，卖官鬻爵，罪犯可以花钱减刑。
但对政府的名声影响最坏的，是任命一切官职都需要行贿。马、阮及其
同伙公开这样做，表明这是他们筹措政府经费的一种公然手段。但这种意图
从未正式说明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的腐败行为。在人民的眼里，则是“长
官多如羊，小吏贱似狗……可叹江南钱，尽入马家手。”
敌人和战略
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增进文武官员之间的团结，但谁是主要敌人，在弘
光时期从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是造反者还是满族人：应该在什么地方抵抗
谁？如果主要威胁是造反者，那么是陕西的李自成还是四川的张献忠最有可
能首先下江南？如果主要威胁是满族人，那么他们是在对付了造反者之前还
是之后向江南进军并走哪条路线？在山东和北直隶的清军是仅仅想肃清造反
者以准备对付西边的李自成呢，还是想伺机南下进一步侵犯和占领中国领
土？他们是否可能同造反者联合起来进攻南方？
由于这种复杂性，这个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政权必须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保
卫自己：湖广中部，河南中部和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南直隶北部。此外，
从长江上游、长江以北的大运河和浙江来的叛军的接近，使南京经常处于惶
惶不安之中。在弘光朝的头五个月，朝廷担心的是农民起义军；到冬天，它
比较清楚地看到满族人的危险性；结果问题变成了是打清军还是打明朝内部
的敌人。总的来说，朝廷以及所有的南明机构始终低估了满族“蛮子”的意
图和能力。
起初，史可法和整个朝廷都希望满族人真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帮助明朝
主持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