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75章


绕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态学的集体农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时,其社会
主义改造的尝试最为成功。当他们确实试图解体一些传统社会生活
的基本模式,尤其是当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
果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大体上保留
这些模式。
所以,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传统家庭仍是最重要的道德、感情
和经济表现形式。血缘关系仍是父系的,家庭住地仍是父家的,而
且家庭仍是夫权制。老人仍与成家儿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儿子们
仍然承担着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而且实际上至少在一般情况下都
屈从于他们的权威。几个已婚儿子及其家庭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同
一个屋檐下,并吃同一锅饭,这样的大家庭至少在一些地方甚至比
过去更为普遍,而且由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可能出现这
样的情况:一对年迈夫妇至少有几个已婚的儿子,他们住在邻近的
独家小院,但仍常常地陷入瞻养父母和在经济上互相合作的关系中。
把出自同一个祖先的数百家纠合进一个正规组织的共同宗族已
经成了历史,他们共有的财产和祠堂都被共产党政府没收了,而且
他们的权威遭到压制。但甚至在共产党掌权之前,这种家系组织就
已开始衰落。①然而,即使在今天,远亲关系在由“感情”形成的特
别的人际关系网中也还起着重要的加固纽带作用,正是这种关系网
构成了各种地区联盟和合作的模式。
进入80年代后,最具社会破坏性并且令人不满的、政府要改变
社会生活的尝试是它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过,要
评判这个计划的效果仍然为时过早。发生在农村家庭中的大部分持
久的变化并不是由于政府直接的压力,而是由于农村生活中不断变
化的机会结构而逐步产生的。父母包办婚姻不再多见,部分原因是:
年轻人在学校或生产小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未来的配偶。妇女在家
庭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现在她们的田间劳动具有了更重
要的经济价值。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欢迎;而且
这些变化还不足以强烈和迅速到严重冒犯老一代的程度。一些年轻
人确实希望农村家庭生活中发生更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她们
的负担只是有稍许的减轻。虽然她们希望减轻负担,但是她们似乎
并没有形成能系统地促进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组织形式。
因此,无论好坏,毛在20年代发现的束缚农民的至少三条“极
大的绳索”,现在仍然粗壮而牢固。旧的政治权威的束缚已被解放,
但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新束缚。家庭生活的束缚仍然很紧。而且妇
女仍然束缚于丈夫的权威。第四条绳索——传统宗教的束缚又怎么
样了呢?
西方对这个题目研究得很少,尽管作为官僚体制下政治秩序的
神圣化身,旧神的许多权威似乎已经消失。大的神庙(就像台湾农
村中常见的那些)都消失了。不再有为纪念这些圣物而举行的繁杂
而豪华的公众庆祝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试图用崇拜毛来
代替崇拜传统的神。但对毛的狂热崇拜失败了,而且官方的政治性
庆祝在农村几乎没产生多少感情上的共鸣。然而,农民神圣的祖先
仍受到纪念和崇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或藏起来的祖先牌位现
在又被重修或找了出来。农民仍然庆祝用以纪念祖先和维护其子孙
团结以及他们家庭命运的主要节日。尽管萨满教僧和占卜算卦者已
被取缔,但政府在70年代末就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仍在从事“封建
迷信”活动。①至少还有一些鬼怪,作为由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人所
引出的代表险恶、异族和非理性的传统象征,尽管是非法的,但似
乎仍然没有消失。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页的统计曲线表明:从1956至1958年粮食产量大约增
长50%, (当然,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陡降,随后在60和7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回升),同
时,中国的人 口大约也增长了同样的百分比。
① 陈月芳、张百川和余团康:“小学生的志愿和学习兴趣一览”,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
人类 学》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号,)第145—158页;蓝成东和张崇
举:“当 年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和爱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览”,译文见同一版本的《中国社会
学和人类 学》,第159—169页。
② 这是帕里什和怀特的观点,见《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页。
① 见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191—196页。
① 理查德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载《清风》第110-196、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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