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74章

②　有关照顾老人的安排的详细研究，见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
与共　产党革命》。
③　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的译文见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
庭》，　第221—226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页；朱迪思斯特西：
《中国　的家长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
玛杰里　沃尔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②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页。
③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卷第1
—2期　（1983—1984秋冬季号），第32—45页。
①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页。
①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1　
页的描述。不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　（《亚
洲研究杂志》第44卷第4期（1985年8月），第785—792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　发生
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代表性。
②　根据《北京周报》（1980年1月21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曾
有不　下400万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万“死不改悔的分子”。　
结 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
刺性现象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
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
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
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
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
1978年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
量几乎没有增长。①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
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物质利益：良好的
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况。
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
生活改善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年历史的结果是：
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
的经济进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
项运动，那么他们也会记住60年代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府为创
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而进行大错特错的尝试，其结果是：如
此众多的人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他们也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自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他们得为集体的事业多工作多少小时，妇女
如何不得不离开家庭去干农活，而且农闲季节如何不得不献身于集
体举办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他们会惊诧：从额外的劳动中获得
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给城市，又有多少浪费在错误指导下的农业
规划中。
然而，总的来说，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一代有更多的感激。中国
共产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代价是限制城乡之间流动。年老一代的
许多农民，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本地的村社，对能否迁到城市不太
关心。但年轻的农民，特别是当他们从报纸和收音机以及现在日益
增多的电视机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们可能感到沮丧。1979
年在一所农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仅6％的学生想当农民；在
一所城市小学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0。5％的学生想当农
民。①随着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日益增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意识到地
区之间和乡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而且来自较贫困地区的那些人会
惊奇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平等。
不过，从大部分农民的观点来看，政治领域的好坏比例比经济
领域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更为含糊不清。现在农民不必像在30年
代和40年代那样感到害怕，那时，他们常受到当地恶霸地主的胁迫、
凌辱和剥削，或受到土匪恶棍的抢劫盘剥，或被入侵的军队杀死。
共产党政府给他们带来了至少比那时多的秩序和稳定。土改期间，
共产党把贫农和雇农组织起来参加群众运动，打倒当地农村最大的
剥削者。尽管中国共产党相继剥夺了农民协会的权力，但它仍继续
组织贫下中农，至少让他们讨论如何处理当地事务。虽然新体制一
点也不民主，但贫下中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式、更有组织地参
与决策，管理当地的村社。②
此外，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几乎全都来自他们管
辖的相同的乡村或小村庄。他们容易受到邻居和亲戚的各种非正式
的社会监督，甚至在他们因有腐败迹象而受到上级领导的审查时，
也是如此。尽管有这些缺点，村民们还是有了比革命以前更负责任，
而且总的说来更诚实、更守纪律的本地领导。正是这样一种体制，
可能使村民对日常生活的集体监督意识比以前更多了。
但不管本地干部对村民有多同情，他们只有受到上级党的领导
的严格审查后才被提拔，并仍受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机构的巨大权力
的支配。由于政府不断改变其政策，对农民来说，这样的政府似乎
是危险的和反复无常的。传统上，农民学会躲避政治，让本地名流
调解纠纷和维持秩序，并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但是，现在中国的
政治与他们息息相关。50年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大规模的饥荒；
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想法，政治运动毁灭
了他们的前途，有时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尽管政府的宣传充斥农村，试图为它的政策辩护，并给农民一
种参与了超越他们本地地区界限的政治事业的感觉，而且把以下作
为其最大目标：试图从根本上将农民意识改造成新型的“社会主义
的”思维方式——但农民的心态在许多方面对政府政策持怀疑态度，
并且仍然紧密集中于村社和家庭生活。可以肯定，一些农民，例如
当地党的干部和复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比起其他人来受到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更系统，因而有时会使他们
对自己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有一点粗略的了解。年轻一代，其中大
多数到现在已至少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对政府意识形态的基本
信条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但是，甚至连这些人最关
心的也仍然是农村生活，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
制下，他们几乎无望离开农村，因此，也无法直接参与更广泛的公
共事务。
中央政府仍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但强大的实体。这里所叙
述的30年历史中的某些时期，至少对贫下中农来说，政府似乎是一
个本质上仁慈的、包含着一个几乎神圣的道德承诺的实体。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