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51章

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
有没有可能，农民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够过上幸福、团圆、现代的生活？或者，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城市里获得生存的空间，夫妻可以团聚，子女可以入学，他们也可以享受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等这些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天，离我们还很远吗？
感谢“我”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家人们——我的父亲、姐姐、姐夫、哥哥、嫂子、妹妹、妹夫们。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他们对文学，对我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对知识的尊重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还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对文化和思考的向往，虽然这里面有对我的爱的支撑，但也有他们对严肃意义的本能向往。
父亲抱着病体，和我一起到各家去聊天，他敏锐地发现我进入谈话的困难，就主动负责调节气氛，设计了许多细节，引出头绪。
大姐义不容辞地跟着我，她的开朗热情及与乡亲们的自然融入使我也很快地融入到气氛之中。我的大姐，从十七岁起，姐代母职，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与痛苦，把我们抚养长大，并为六个弟妹安家立业。有她在，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安稳。
我的三姐，在母亲生病的那些年，是她主动退学，整整十几年在家伺候母亲，为我们做饭洗衣。因此，她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和营养不良症，有几年时间，她只能弯着腰走路。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以一种随时生离死别的心情生活着。但生命是如此坚韧，现在的三姐仍然瘦小，仍然有病症折磨着她，但她乐观面对，每天出去锻炼身体，她仍然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的小妹，她千方百计在单位请假，以便能帮我带儿子，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去闲逛、说话、聊天。我知道，在她的心里，她是期望着能和我一起同行的，因为她对这个村庄的所有故事都很熟悉，我对村庄的许多了解首先都来自于她在电话里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果她从事文学，我这个姐姐肯定是自叹不如的。
我的哥哥，一想起他来，我们姐妹六个就有说不出的爱意，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姊妹中的唯一男性吗？我说不清楚，反正，黑脸庞、小眼睛、宽肩膀、文质彬彬的哥哥是我和小妹心中的美男子。
我的二姐仍然是一个文学青年，充满浪漫的梦想，然而，却只能终日和成堆的废铁打交道。回到村庄，回到小河，她兴奋得像个孩子。到了哥哥家里，却因为打牌坐了一个下午，直到晚上都不离场。就是这么好笑，这么真实。在本书还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二姐又查出得了重病，马上要动手术，仍然是那一魔咒：癌症，我们全家人都在祈祷她能安然渡过难关。
虽然如此，我的大家庭依然健康开朗，对未来充满希望。在与我的电话交谈中，除了家常话之外，大家通常都是说这段时间如何度过，父亲的身体如何，牌打得少了，大家如何在反思自己，姐夫们如何勤劳，或如何贪玩儿，等等。大家努力生活，好好上班，做生意挣钱，处理与丈夫的感情。隔一段时间，姊妹几个就会凑一凑各家的钱，出去来一次短途旅游，为着逐渐老去的父亲，也为自己找到一些愉悦。我相信，这样的家庭，在中国的乡土大地上有很多很多。
还有我的儿子。下火车的时候，县城刚刚下过雨，站台上有些泥泞，儿子哭着说“太脏”。看着接我的亲人们，我有点羞愧，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一通。几天过去，泥土却成为了他的最爱。在盛夏的中午，出去一趟就会让人头晕目眩，他却还在大太阳下晒着，说什么也不愿意到屋里来。两个月下来，他从白净的小家伙变成了黝黑的、壮实的小伙子。每天在巷道里、在房前屋后和小伙伴们一起挖泥、掘地、逮蚂蚁，然后，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跑过来要水喝，来不及喝饱的样子，就又跑开了。我喜欢他这样子，健康，和大地、阳光、植物有直接的联系。我也很高兴他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冬天，我又带着他回去，他在这里已经如鱼得水，和他的小表哥玩儿得不亦乐乎，破坏了所有能破坏的东西，而放烟火暂时成了他最着迷的“事业”。
感谢我的先生。他对乡村的了解和对农村问题的深刻理解给了我很多启发。2009年春节，利用休假，我们带着儿子一块儿又回到了故乡，他用一个老记者的采访经验和对问题的敏锐度为我打开了更宽广的思考方向。在关于书的结构、框架方面，他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
在写作过程中，我给许多朋友讲我的思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了我很好的建议，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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