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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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擤了下鼻子，将鼻涕擦在衣袖上，接着说：“今天我就问在座诸位，法律到底有没有这一条？你们都是懂法的，你们告诉我，法律有没有这一条？”审判长抬手让公诉人继续问，她又抢白：“我相信你们。我去学校找老师，老师比你们好多了，她翻电话簿，帮我向女儿的同学打电话。其中有一个姓苏的，追过我女儿，但他手机关机。我们一整夜都在找他，等找到时，天已亮了，是这个杀千刀的。”说到这里，她用手指遥远地戳我，“是他婶子回家了，看到一地的血，才报了警。可怜我女儿早死了。”
说到这里，她好像还只是刚刚获知这不幸的消息一样，惊愕了一下，才猛然啼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她的亲戚看着实在不像话，将她拉回座位遮挡住。叵耐她又尖叫道：“这事永远没完，我要给书记给市长写信。我就不信没有公道。”审判长赶紧敲下槌子。这一幕让我很吃惊，就好像整个事情归根结底还是错在民警，跟我无关。我很难过，甚至想帮着她上去骂几句民警。公诉人此后草草问上几句，让民警灰溜溜地退堂了。我的律师压根儿也没想问他。
我的婶子本应出庭，但公诉人只是宣读了一份对她的询问笔录。往下是两个哨兵先后出庭。他们的脸涨得通红，看到我时眼里闪着狼一样的寒光，显得又委屈又愤怒。他们一定在接受内部审查时说：“我怎么知道他会杀人呢？”但谁会听他们的？他们的领导一定捶打着桌子说：“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站岗就是为了做做样子？”
前一个哨兵承认有位女生进了院落，后一个则说完全不清楚。公诉人问：“你们换岗的时间是不是下午三点？”他们都回答是。公诉人指着我说：“我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我站起来响应：“我没说不是。”我的律师长嘶一声，装作很痛苦地倒在座位上。
在辨认弹簧刀等证物后，当天的庭审告结。法警将要带离我时，孔母冲上来，狰狞地抓我的脸。她的亲属匆匆跟上，借劝解之机也拧了我好几把。法警紧紧揪住我的胳膊，要不是我自己朝前走，他们想必也不知道将我带走。我边走边回头，看见孔洁的母亲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弹着腿，身体往下倒，不停地干号：“女儿，我的女儿啊。”周围人赶紧去扶她，她却是撒泼得更厉害。整个事情进行得像是一种仪式。她可能觉得非如此不可，不如此便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我相信这不是纯粹的痛苦，纯粹的痛苦只有在空间只剩下她和女儿的遗照时才会出现。那时她欲哭无泪，空虚得就像五脏六腑被掏空了。
此案未经数日，便审结了。律师建议做司法精神鉴定，公诉人认为我有杀人计划，杀人后逃走，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审判长支持了这一说法。他又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没有。
数天后，我再次被带到法庭。所有人跟着审判长站起来，听他抑扬顿挫地宣读。很长时间内，我都像在生词的河流里游泳，一句话也听不懂，在我以为快要结束时，审判长又蘸着口水翻出下一页，因此我说：“直接念最后一句吧。”审判长顿住，眼镜掉在鼻梁上。法警猛然踢了我的腓骨一下。最后审判长念道：“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话音刚落，法警又使劲踢了我腓骨一下，我便展现出瘫软的模样。
我心想这就走了，他却是又念：“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考虑到被告人无经济来源和可供赔偿财产，确无赔偿能力，判令免予赔偿。”我分明能感觉身后有个人重重地倒在座位上。我觉得法院与其说是在宣判我，不如说是在宣判她，法院挺对不起她的。我有些后悔杀她女儿，但如果我谋杀的不是这样一个不允许谋杀的人，谋杀又有何意义？
第十八章　上诉
就像小说里的某人，
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
两日后，妈妈来了。她还是尽量绕着人走，但当有人蹭到她时，她便说：“好了，我儿子也死了，我谁也不欠。”她看到我，从包里取出各式饮料和一大包烤翅，“孩子你说得对，赚钱就是为了吃。”但她无法将它们塞过来。她像到饭店消费一样招手，来了一位看守，她对他说：“将这些给我儿子。”
“对不起，所有寄送物品都需要统一登记。”
“麻烦你帮我去登记一下。”
“需要你自己去。”
她委屈地将烤翅塞进包里：“你要想吃燕窝熊掌，妈也去办。妈没有你，多少钱也没用了。”
“省着点吧，你还要生活，还要找老公，收养小孩。”我说得绝情，但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妈妈的眼泪像喷泉般飞溅而出，这是我头一次见人这样哭。她偏过头，说：“我一定把你捞出来。”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再说什么。我觉得她是条牛，我没想到就是这个把月的时间她变得如此固执，可能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自信自己占据了道理吧。“你等着。”她说，提起包大踏步走了，走上五六米，转过身又说，“你看你瘦得可怜。”
没过两天，妈妈又来了，陪同的是一位秃顶矮个律师。妈妈说：“我不懂，你跟我孩子说。”他便说：“是这样的，我们想替你向省高院提起上诉，但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我不上诉。”
“这是你的权利，干吗不享受？”
“我知道。”
“我姓李，大家都知道李律师曾经将三个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过。”
“我知道，但是没必要。”
妈妈的手一直在捶打玻璃，听到这里忽而头也撞过来。我看见她的眼睛、鼻子、口腔极其扭曲地抽回去，又冲过来。“我只需要你的配合。”她吼道。我马上点头，“好，好。”可一回牢房我就后悔了，就像小说里的某人，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但我不能对妈妈说我想死，我说不出口。
此后律师和母亲总是风尘仆仆地来，又风尘仆仆地去，连寒暄的工夫也省了。就像我是皇帝，他们是忠心耿耿的臣仆。有一天，律师取出一份五年前由A县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上边称我颅脑外伤，伴有阵头痛，有癔症、神经官能症表现。我表示没这回事。“你看，连医生的证明都有。”律师取出与主治医生的谈话笔录，上边写着：
问：这个诊断书是不是你写的？
答：是我写的。
问：属实？
答：是我签的字。
我说：“我没有在人民医院看过病。”他恼恨地用手指敲案台。我便明白了。“现在开始，你给我听着，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他说。然后我就什么都答是。这样我就拥有了需要主动记忆的历史。律师看起来很满意，不过走前还是问：“你能说出你为什么被送到医院么？”我张口结舌。他便恨铁不成钢地说：“是寒假路过夜宵摊时被人用砖头敲了。”
“是这样的。”
“你要记得发生在你身上的创伤。”
说实在的，这是个死局，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但律师却开列出整整五条突围路线，好像死倒是最不可能的事。其一，寻求司法精神鉴定；其二，将部分责任分摊至社会；其三，改年龄；其四，死咬没有强奸意图；其五，强调有自首情节。
“我没有自首。”我说。
“你有，”律师斩钉截铁地说，“被捕时是你主动找到警察的；被捕前你曾用三张人民币抓阄，其中有一条便是自首，说明你有自首意图；还有，你曾主动打电话给副班长李勇，汇报行踪，@文·人·书·屋@对你这种年龄的人来说，班长、副班长就是最大的组织，你是在向组织忏悔。”
“是我不想玩了。”
“不想玩了就是自首。”
又过了些时日，妈妈脚步轻快，挥舞着手臂，欢天喜地而来，就像手里捏着释放通知书一样。律师说：“你应该感谢你妈，我从未见过这么执著的母亲。”
我问：“怎么了？”
律师说：“孔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