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第18章

又过了些时日，妈妈脚步轻快，挥舞着手臂，欢天喜地而来，就像手里捏着释放通知书一样。律师说：“你应该感谢你妈，我从未见过这么执著的母亲。”
我问：“怎么了？”
律师说：“孔妈妈答应为你求情了。”
我说：“怎么可能？”
律师说：“你妈答应赔她七十万。”
我说：“哪儿来的七十万？”
妈妈说：“我有存款，把店铺、房子卖了，就凑齐了。”
律师说：“你妈其实还借贷了二十万。”
我说：“钱都给出去了？”
律师说：“还没完全给出去，目前只有一部分保管在孔洁的舅舅那里，毕竟还没亲口答应。”
我说：“她怎么可能答应呢？我杀了她女儿，她还替我求情？”
妈妈说：“她一开始也不答应。我说，我是一个单身母亲，你也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我儿子死能换回你女儿的性命，我宁可他去死，但现在他就是死了，洁洁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看在我们都是孤寡女人的面子上，放他一条生路。”
律师说：“我说，你抚养女儿很不容易，眼看就成材了，无论怎么说都是我们这边的错。但错既已铸成，事实既已发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你能从人类罕见而高贵的精神出发，出面为他求情，你就是救了两条命，你既救了这位女士，也救了她的儿子。我想他们也会尽全力来补偿你、报答你，他们终生都会感激你的恩德。”
我说：“她就这样答应了？”
律师说：“不，她让人将你妈打了一顿。你妈一直跪着磕头，恳求对方说个价。孔妈妈并不理睬，后来还是她亲戚看不下去，过来扶你妈。你妈不起来，她便出来往你妈头上吐痰。”妈妈将头低下去。律师接着说：“你妈妈就自己说钱，三十万不行加到五十万，还不行，又加到七十万。你妈不是一万一万往上加，而是二十万二十万地往上加。对方还没反应，你妈长叹一声，说儿啊，便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就是这样，孔妈妈才说，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妈妈说：“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答应了。”
律师说：“话说到这份上，就是答应了。现在我们需要你做的是在法庭上忏悔。”
第十九章　庭辩
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
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左手腕。
五个月之后，二审由高院主持，在原法庭举行。让我感到好受一点的是，不会再有三审了。我已经腻味在牢房玩迷宫游戏了，我就是我，不是什么虚构人物。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了左手腕。
这事后来被检察官演绎为畏罪自杀。
检察官在看守所提审我时我便认出他来，当然他不会认得我。他肩宽极窄，身躯长得像一根扁担。如今他正坐在法庭上跷着二郎腿，不时翻阅一下案卷，寻找着要点。提审时我就知他态度极不认真，但又有着近乎愚蠢的自信。他现在想临时抱抱佛脚，却抵挡不住连打三个哈欠。他应该整晚都在喝酒、玩骰子、搂抱女人，现在满耳朵还是KTV的声音。
我的律师陈述上诉理由后，请求法庭出示法医鉴定结论。那个爱哭的女法医被招来，在律师的逼问之下，她坦承没有提取到精液等物证。“没有并不代表没有强奸意图。”她强调道。无疑她的说法是欠妥的。律师说：“在对方已是囊中之物的情况下，我的当事人如果有强奸意图，就会强奸，就会留下痕迹。我想问，被害人到死是不是还是处女膜完整？”
“是。”法医回答。检察官说：“可是一审时被告人承认有，最终判决定性也是强奸未遂。”
“审判工作应该重证据轻口供。设想下，一个体重六十二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三十九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
“法律不允许假设，这需要问被告人自己。”检察官说完就明白自己错了。我果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任何强奸的意愿，也没有实施过任何强奸行为。”法庭一片哗然，他们想我果然翻供了。我的律师装作沉静地坐下去，心里一定可美了。
“那你为什么在公安机关讯问你时交代有强奸行为？”审判长问。我没有回答。检察官立刻站起来：“我想问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强奸意愿？”我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这种问题也傻得可以。我的律师说：“我抗议这种有罪推定的举证方式。”但我还是抬起手铐说：“在孔洁来我家前不久，我已手淫过：我消除了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
“你有证据吗？”检察官说。
“没有。但是你们可以从法医鉴定结论里看到。”
“这并不意味你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起，我没这个想法，有的话完全可以办到。”
“你不想？”检察官说出这种话来简直不成体统。
“我想，但我不打算这么干。”
“为什么？”
“为了一种纯粹。”
“什么纯粹？”
“我杀她就是杀她，不想给这件事夹带任何杂质。”
我的律师及时接口道：“这说明即使是显见的恶里也隐藏了某种原则的东西。”接下来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A县四百余名邻居、熟人、同学联合签名。他们以人格担保我尊老爱幼、为人老实，呼吁法庭从轻处理。律师试图一一读出名字，结果被审判长打断。他抖动着纸张，十分遗憾，意思是如此强大的民意最终只被体现成了区区几张纸。我想他和妈妈一定带了很多的糖果、红包去找这些人，他们起先不签，律师自己躲着签了几十个，他们便敢了，不但自己签，还招呼亲友们都来签。
律师往下又宣读来自我婶子的声明。她反思自己有着本地人的优越感，武断、粗暴，未顾及我尚处于青春期的事实，不自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摧残。声明还列举出二十条歧视事实，包括将五元钱故意放桌上看我偷不偷、我只能吃剩饭，等等。律师读完，走过来，眉头紧锁，眼神如炬，就像从不认识我那样，凶狠地说：“下边我问你的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你想杀的是不是你的婶子？”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是。”我抬高声音回答。
“我反对这种诱导式提问。”检察官说。审判长让律师注意，但律师已陷入到激情当中，他将一只手插进兜里，低着头走了几步，猛然问：“为什么想杀她？”
“因为歧视。”
“什么歧视？”
“一个土著对外地人的歧视，所有的、无处不在的歧视。”
“面对这种歧视，你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自己是贼，每天被扒光了衣服。”
“你是不是想哭？”
我抬头看了看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在那里跟我不停地使眼色呢。接着他又问：“你能再细致一点形容这种痛苦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索性低下头，沉默起来。可能我还摇了摇头。我的律师就以这个动作为证据，说：“你们看看，这种耻辱深重到羞于启齿。”
接着他猛然问：“最后你为什么杀的不是她？”
我想我选择不杀，是因为她不值得一杀。律师见我没有回答，便说：“因为你杀不过强大的她，但是为了震慑对方，你杀了一个同学。你想告诉她，你绝不是好欺负的。这就是你幼稚得可笑的报复。”检察官拍桌子，大叫强词夺理，审判长也连续敲槌子。而律师已完全进入演说的境界，他将手再次插进裤兜，快步走到旁听席，缓缓俯视每一个人。等到所有人都展现出愕然的表情时，他举起手中的那支笔，像是把字一个个点出来那样点着：
“你们都是有罪的。”
接着他说：“你们给他高考压力，给他地域歧视，给他白眼，给他孤独，给他外乡人的身份，给他农业户口的待遇，给他奴隶般的命运。你们将他制造为一个委屈的贱民，你们从来不曾关心他哪怕半点，相反你们觉得是他侵入了你们正常安定的生活，觉得他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你们对此毫无愧疚，对吧？当然，也可以想象，你们现在一个个也不肯原谅他。我现在只问一句，同样是生命，请问是谁让你们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你们坐得安心吗？”说完，他似乎也被自己的言语震慑住了，愕然坐倒在椅子上。
检察官为着不甘示弱，也站起来说：“即使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被告人的婶子吊起来处死？是不是应该将我们所有人都拉出去枪毙？是不是应该当庭释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