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筏重洋》第10章

行动和质量就可以。我们知道，将来这木筏便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因此木筏上每
一个细枝末节，都会随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消逝，而扩大其范围，增加其重
要性。
所以我们把小小的甲板装置得尽可能花样多端。那些长条竹子并没有铺满全
筏，只铺在竹屋前和右舷一带。竹屋靠右边的墙开了一个进出口。竹屋的左边像
是一处后院，堆满了拴紧了的箱子杂物，只留一条窄边走路。在筏头和竹屋墙后
的筏尾，那九根大木料上并没有铺甲板。因此，我们绕着竹屋活动时，是从黄色
的竹子和细竹席上，走到筏尾灰色的、圆圆的木料上，再走到竹屋另一边，走向
堆积东西的地方。这没有几步路，但是这种不同情况所起的心理作用，使我们感
到有了变化，可以补偿我们活动范围狭小的不足。在桅顶上，我们装了一个木料
做的平台。这并不全为了在最后我们登陆时作为望台，主要是为了一路上可以爬
上去，从另一个角度看海。
木筏越来越像样了，黄竹绿叶，精神抖擞，躺在战舰之间。这时，海军部长
亲自来看我们。我们对这木筏是十分感到骄傲的：一个印加时代的小小遗物，勇
敢地置身于威武的大战舰之间。但是海军部长见了大吃一惊。我被传到海军的办
公室里，签了一纸文书，说明我们在军港中的一切建造，海军不负任何责任；又
为港口管理局局长签了一张声明：如果我带了人货驾筏离港，全部责任和一切风
险，概由我自己负担。
动身的日子接近了，我们到护照管理科去办手续，准备离境。班德是翻译，
站在最前面。
“你叫什么名字？”一位礼貌周全的小书记问道。他从他的眼镜上面怀疑地
望着班德的大胡子。
“班德。伊默立克。但尼孙。”班德恭敬地答道。
那人拿起一张长长的表格，夹进他那打字机。
“你是坐什么船到秘鲁来的？”
“嗯，这个，”班德弯下身，对这和善的小个子解释道，“我不是坐船来的，
我是坐独木艇到秘鲁的。”
那人看着班德，惊奇得发愣，一边在表格的一处空档里，打上“独木艇”字
样。
“你将来坐什么船离开秘鲁？”
“嗯，这个，又是，”班德很有礼貌地说道，“我不是坐船离开秘鲁。我是
坐木筏离开。”
“说得倒真不错！”书记愤怒地叫道，把表格从打字机上一把抽出来，“请
你正经回答我的问题，行不行？”
在我们动身前两天，食粮、清水和我们所有的配备都搬上木筏。
班德和陶斯坦占用竹屋的一角，安置无线电。在竹屋下的横梁中间，我们紧
拴着八口箱子。两口是为放科学仪器和照相胶卷用的。其余的六口，我们每人一
口，只要箱子里装得下，谁爱带多少私产都可以。艾立克带了几卷绘图纸和一把
六弦琴，箱子里太满了，只得把他的袜子放在陶斯坦的箱子里。班德的箱子，找
了四个海员才搬上筏。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书，居然在箱子里设法塞了七十三本
关于社会学和人种学的著作。我们在箱子上面铺了细竹编的竹席和睡觉用的草垫。
于是我们准备出发了。
1947年4　月27日，木筏上升起了挪威国旗。在桅尖的帆桁上，飘动着曾给这
次远航实际帮助的外国的国旗。码头上挤满了人，都想看看这只怪东西的命名仪
式。其中有不少人的肤色和面貌轮廓，表明了他们的祖先坐这种筏木木筏沿海航
行过。但是也有从前西班牙人的后裔，为首的是秘鲁海军和政府的代表。此外还
有美国、英国、法国、阿根廷和古巴的大使，英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
典和比利时公使，以及我们的朋友，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当地很少的几个挪威
侨民。记者成群，电影摄影机拍个不休。大概除了一个军乐队和一面大鼓之外，
什么都齐全了。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都认识清楚的—如果木筏出了港口散开了，
那我们情愿每人抱一根木料，拍打到波利尼西亚去，总比老脸厚皮回到这里来好
些。
格特伏特，远航队的秘书和大陆上的联系人，准备用一只装了牛奶的椰子
来为木筏命名，这一方面是由于要和石器时代协调，另一方面是由于那瓶香槟，
出于误会，装在陶斯坦的私人木箱底层了。我们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朋友们宣告，
这只木筏将以印加伟大的先驱者的姓名来命名：他就是太阳之王——1500年前由
秘鲁航海西行失踪而又在波利尼西亚出现的。格特。伏特便宣布命名木筏为“康
提基”。她拿起椰子（预先砸好的）向筏头掷去，用力很猛，牛奶和椰子的碎末，
都飞到恭恭敬敬站在四周的人的头发上去了。
接着，用竹子捆成的帆桁拉起来了，帆展开了。帆的中心，是我们的美术家
艾立克用红笔描绘的、带胡子的康提基头像。在荒废了的提华纳科城中，有一尊
用红石雕刻的这位太阳之王的像。这张画，是完全按照这石像的头部画成的。
我们在启程前，都去晋见总统，向他告别，然后我们都去旅行。
/*　16　*/第二部分：到了南美横渡太平洋（1　）
在我到码头上的时候，只有赫曼在那里看着木筏。我有意老远就让汽车停下，
沿着防波堤从这头走到那头，尽量松松腿，谁也不知道要隔多久才能再走路哩。
我跳上木筏，筏上乱七八糟，到处是香蕉串、水果篮，在这最后时刻扔上来的口
袋等等，这些东西都收藏起来，捆扎好。在这一大堆东西之中，赫曼无可奈何地
坐着，手里拿一只鸟笼，笼里有一只绿鹦鹉，是一位利马友人的临别赠礼。
“你照看一下这只鹦鹉，”赫曼说道，“我一定要上岸去喝一杯啤酒，动身
前的最后一杯。拖轮要过好几个钟头才来。”
他刚上码头，拖轮“江防号”正绕过堤端全速开来。它没法开到“康提基”
旁边，沿途帆墙如林，航道壅塞。它远远地停下了，派了一只大汽艇来把我们从
帆船丛中拖出来。汽艇上站满了海员、军官和电影摄影记者。于是命令高声喊着，
摄影机嗒嗒响着，一根坚实的拖索便紧紧系在筏头上来了。
“等一会儿（西班牙语），”我带着鹦鹉坐着，绝望地叫道，“太早了，我
们一定要等别的人—参加远航的人（西班牙语）。”我一边解释，一边指着市区。
但是没人懂我的话。军官们只是有礼貌地微笑着。岸上的水手已经把碇泊木
筏的绳索解开了。长长的巨浪翻过防波堤滚滚而来，波浪激荡，我们束手无策地
荡来荡去。木筏正向码头的木桩上冲击，我急了，拿起一枝桨，妄想避免这一猛
撞。这时，汽艇开动了，“康提基”一震，开始了它的远途航行。
我惟一的同伴，是那说西班牙话的鹦鹉，它正无精打采地在笼子里呆望着。
我孤苦伶仃，站在木筏上，遥望我失去的同伴，却一个也不见。不久，我们到了
“江防号”，它已生起火，准备拔锚启行。我瞬间上了绳梯，到上面拼命大叫大
喊，总算把开船时间延迟了。他们派了一只小艇回码头。
这时候，艾立克和班德手里捧满了书报和各式各样的东西，逍遥自在地走向
码头。他们碰见的人群都在向回流，后来，被警察岗口上的一位和蔼的警官拦住
了并告诉他们，已经没有热闹可瞧了。班德用他的雪茄烟做了一个活泼的姿态，
告诉那位警官，他们不是来瞧热闹的，他们自己就是要乘木筏出发的。
“没有用了，”这位警官不容置喙地说道，“‘康提基’已经在一个钟头前
开走了。”
“不可能的，”艾立克说道，掏出一包东西来，“这是风灯。”
“他是领航员，”班德说道，“我是膳务员。”
他们硬闯了过去，可是木筏不在。他们在防波堤上焦急异常地走来走去，碰
上了另外几个，他们也正竭力寻找失踪了的木筏。后来他们看见小艇来了，于是
我们六个总算聚齐了。“江防号”拖我们出海，海水在木筏周围翻滚。
等到最后我们开船的时候，已将近傍晚。“江防号”要到第二天早上拖我们
离开沿海的航道后，才解索离开我们。我们刚离开防波堤，就碰到海上吹来的一
阵顶头风，跟随我们的小船都一只接一只回去了。只有几只大游艇跟我们到海湾
入口的地方，看看那里的情况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