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血之心》第38章

保尔冷冷地看着他，感到一阵令人恶心的眩晕。“我劝您慎重一些，”他毫不留情面地说，“您的那种过于西化的思想，非常的不适合用在我身上。”
然而米哈伊尔已经不在意他说什么了。很快，改革就被推进到了危险的领域，而这也意味着保尔和他上司的关系无可挽回地破裂。
米哈伊尔提出的“言论自由”，像一颗炸弹扔进了平静无波的池塘。保尔压根没想到，在有了这个概念之后，一夜之间会冒出那么多的从前被列为“特殊作品”的东西。一些反对他、反对他的上司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着作被允许出版，一些残酷的、让国民感到羞耻的历史被揭露，一些在过去会被打上“反动”烙印的言论纷纷冒头——保尔感到自己的头脑中一瞬间涌入了海量的信息，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吵闹而杂乱无章。渐渐地那些纷繁的声音汇聚成同一个力量，直接地抨击着他原本滴水不漏的思想和信仰。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然而他知道这代表的实际上是人们中间出现了更强大的离心趋势——
他想起伊万说，当抱怨的声音正在逐步扩大，并最终侵蚀到秩序之下的光明领域时，将是真正的离心离德，您将无法控制。那冷沉的声音，此时仅仅是在他脑海中回响，就让他浑身发寒。
“快停下！”他冲进米哈伊尔的办公室，威胁一般地隔着桌子倾过身，“现在的经济形势本来就不好，您这样做会让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我！”虽然表现得气势汹汹，但他一口气说完这句话以后，居然不得不喘上一阵。
“我知道，”米哈伊尔的坚定立场并未因此而动摇，“但是这是必须经历的，苏维埃，要想解放人们的思想势必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很快就会过去了，相信我……”
但是并没有。
因为米哈伊尔接下来推行了更加激进的措施，他称之为“指导思想多元化”。
他甚至公开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精神垄断。意识形态要多元化。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航道’是错误的。我们现在推行的，是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人道？民主？你为什么不干脆说“自由、平等、博爱”！保尔恨恨地想。他已然意识到，决不能放任米哈伊尔继续搞下去，一个冰冷的念头像锥子一般刺进了他的心——他会害死自己！
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对者，已经不是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考虑和对阶级利益的维护，而是最简单、最朴素、也最重要的原因——
他要活着。
于是，保尔联合了米哈伊尔口中的“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试图消除改革带来的影响。他将下放的企业重新收归国有，取缔言论激进的报纸，销毁“反动”的出版物，逮捕积极支持“言论自由”的个人……他和米哈伊尔像是两个在钟表上角力的人，一个拼命要把时针推向未来，另一个抵死反抗要回到过去。
其实他怎么会不知道过去的弊病呢？米哈伊尔指出的那些都是对的，他想要改革的心也是好的，但是保尔的性质决定了他要坚决反对。因为他是国家的理想，如果人们不再追随他了，不再信仰他所信仰的了，他又该怎么继续存活、怎么完成先辈托付给他的目标？
他向米哈伊尔寻求帮助，是为了救活自己，而不是杀死。
因为他具有实质性的反抗，改革陷于停滞，国内出现一派空前混乱的景象。保尔的身体状况受此影响变得江河日下，然而他此时此刻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他的念头只剩下了一个：停止这加速人心失散的改革，因为人们相信他，就是他存在的意义啊！
但是随后推行的新政策彻底击毁了他的阵线。如果仍然维持原样，那么在党内罢免米哈伊尔、甚至如尼基塔所做过的一样调动军队来帮助他都并非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这个政策一实施，他就再也没有了这些权力。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他之前的反抗让米哈伊尔认识到了他的能量有多大，这一次干脆就借这个机会收缴了他所有的职权。之后，又以“严重破坏国家法制”的罪名，给予了开除出党的处分。
开除出党。
念着这个处分都让保尔觉得可笑。
“布尔什维克”就像是他的第二个名字，而现在他居然被他的上司亲自踢了出去！简直是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问自己的上司：“我应该跟您说过吧？您那些过于西化的思想不适合我。现在您却义无返顾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党的执政地位、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那么都被您否定完以后，我还剩下什么呢？您难道希望……我在您手中，变得和阿尔弗雷德的西方拥趸一样吗？”
而上司回答说：“您的社会主义是有错误的，我只是试图改正这些错误，寻求国家的进步。他们的身上，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保尔无声地笑了一下，虽然苍白无力，却在沉默中传达着无上的讽刺。这是他所能给米哈伊尔的、最后的反驳和争辩。他想起伊万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上说：“警惕阿尔弗雷德借做生意机会在东欧各国之间游走，宣传所谓人权、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价值观。这比他产品或者资金的入侵，对您而言，都更加危险。”
一语成谶。
作者有话要说： 发这章是为了庆祝全文写完了。目测我写了一个史上最温馨解体梗hhh
☆、最后的稻草
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走入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告苏联人民书》
※
米哈伊尔在莫斯科推行改革的时候，伊万不清楚他和保尔之间爆发了怎样的矛盾，但他根据1956年的经验确定这一次情况不会好到哪儿去。当时“言论自由”刚出台没多久，伊万打算立刻回莫斯科，然而他却发现用自己的证件买不到任何的火车或者飞机票。当他询问缘由时，所有的售票员给他的答案都是含糊其辞的“不能将票买给您”。
他意识到可能是有人通过行政命令做了手脚，于是打电话回莫斯科确认。保尔接了他的电话，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是上司下达的命令，”他说，“不过，我也希望您不要来。”他冷笑了一声，“我和他立场难得这么一致。”
伊万皱了皱眉头，他很少听见保尔用这种百无聊赖的语气说话，因而更加确定一定有什么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您怎么了？和上司有分歧？这让我更觉得我应该回去了，还要拜托您……”
“别回来！”保尔粗暴地打断了他，“我现在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您，拜托您安分地待在列宁格勒吧！”
伊万还没接上话，电话就被啪地一声挂断了。伊万默默地把电话放了回去，心头的担忧和疑虑开始像雨前浓云一般聚集。
对他的限制一直到1990年都没有解开，彼时改革仍然在推行过程中，进入了最关键的政治改革阶段。伊万清楚地知道这对国家理想的致命伤害，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莫斯科，就算什么忙也帮不上，让苏维埃处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也要好些。然而却是脱身无门，火车票和飞机票对他的证件免疫，就算他想坐汽车到相邻的城市再去买票都不能成行。伪造证件更是不可能的，整个国家的人都认识他，除非易容改装改头换面——当然更不可能。于是他只能被困在他最熟悉的列宁格勒，日日猜测和等待，日日忍受煎熬。
1990年初，家里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访客。
如果说托里斯…罗利纳提斯和苏维埃的关系不好，毋宁说他和伊万关系不好更恰当。这种相看两厌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根深蒂固，无论双方做什么都无法抹除。所以他会上门来拜访，是伊万从来没想过的事情。
打开门后，伊万立在门边，一副并不打算让他进去的样子，问话的声音也是极其冷淡：“您有什么要紧事需要特地来拜访我呢，托里斯？”
托里斯，出乎他意料地，既没有表现出畏缩的神色——像他面对伊万通常有的那样——也没有表示不满。他温和而礼貌地微笑道：“我没有什么您所谓的‘要紧事’，只是觉得在重大的事件发生之前，应该来知会您一声。”
伊万看了他半天，也没从那张微笑的脸上看出什么端倪来。他只得冷哼了一声，讥讽道：“看来您是被过去的我欺压出惯性了啊，托里斯同志。”
托里斯完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