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129章

格斯在1993年就指出，下层阶级的社会隔离不是绝对的，和亲属的联系依然是下层
阶级形成“社区”的主要形式。不过，他们的严重偏差行为（吸毒或犯罪）仍可能
导致社会联系完全丧夫。在从事各种形式的越轨或犯罪活动的人中，以贫困为主要
的或直接的原因的比例开始上升，就是一个明证。在贫困地区，各种与社会现行秩
序相对立的邪教和黑势力往往畅行无阻，反映了陷入贫困的人群无力或无心与之进
行对抗的现实。“贫困与不良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社会调查和研究表明，
贫困极易诱发诸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高发的群体通常是贫困群体。经济上的贫困
因素导致人的行为与思想偏离社会主流，无疑是造成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
第三，反贫困是对社会和政府能力的考验，影响到人们的社会信心。“贫困人
口是反贫困行动的直接受益者，非贫困人口也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获益。每一个社
会成员都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从贫困的缓解乃至消除中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
的、充满正义和温暖的社会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每个人还可以从经济的繁
荣中获得更多的、更好的福利。这一切都是反贫困给社会带来的经济的正效益。”
这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贫困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益，是贫困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的重
要依据。这种背景下可以理解，在许多社会里，政府要向公众宣示其合法性和为公
众谋利益的途径，就是向贫困宣战。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政府这样做了。20世
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也向全世界宣布了庞大的扶贫攻坚计划。这一计划可以说
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向贫困宣战的最庞大计划。中国政府将贫困（地区或人群）的存
在视为整个社会发展中强烈的不和谐因素，把扶贫视为宣示政府具有强大控制能力
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获取公众支持的信心之源。
第二十一章　康晓光
孜孜探求社会公正的“政治良心化身”
康晓光（1）
康晓光，男，1963年出生。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1998年，受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1996～1997年连续两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
——康晓光
现状：“劫贫济富”情况严重
1995年秋天的某一个黄昏，远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青年学者康晓光，在广西马
山县的一条山路上彳亍前行，夕阳把他单薄的身影投在红水河的波光里。在大山无
言的环抱中，他步履维艰，但目光坚定。他的每个动作都让人想起西方作品中的西
西弗斯。
而此时，在广西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著名出版家张武正对一本散发着油墨清
香的图书样本——《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作最后的检查。
几个月前就是张武把这本极具研究价值和反思意义的书稿约到手的，现在终于
付梓印行。他料定这本别样的书将引起世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关注。他的脸上露出
满意的笑容。然后他一次又一次拔打电话，要把图书出版的喜讯告诉它的作者——
康晓光。
把康晓光比成西西弗斯是恰如其分的。这位出生于沈阳的东北汉子1981年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年后又考入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
学系，1986年毕业后在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任教。1990年他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1994年1　月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8　
个月后被派往广西挂职扶贫，先后任马山县副县长和自治区山区开发中心副主任，
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国反贫困之路。
马山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大明山北麓和红水河中段南岸，东与忻城县、
上林县接壤，西靠平果县、南临武鸣县，北与都安瑶族自治县隔红水河相望。全县
设15个乡镇，共171　个村，总人口49．25万人，是一个多民族的县份，也是全自治
区有名的山区县之一。境内，除流经县北的红水河外，仅有些细小的河流，每逢下
雨，雨水便从地下流走，旱涝灾害频繁，属于中国最贫困县之一。
自1978年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逐渐走上快车道。但由于历史、自然
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绝对贫困
人口农村就占8000万，而国家统计局利用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进行的
测算表明，我国城镇约有370　万户、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如何减少甚至消除庞大的贫困人口，如何缩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政府面
临的一大难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把消除贫困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进行
攻关。年富力强的康晓光成了反贫困战略中冲在最前面的人。
康晓光一来到马山便马不停蹄地下乡走访调查，了解民情，掌握丰富的第一手
资料。1995年初，他写成《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分析》，发表在《战略
与管理》1995年第4　期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可算是康晓光反贫困战略的第
一炮。
在康晓光看来，反贫困行动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投资。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根
源于不利的生存背景，根源于缺乏教育和训练，根源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从这
个意义上说，贫困的根源正是贫困的条件。通过解剖今天的低素质、低竞争能力和
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他们明
天的工作效率。他认为，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利益
以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那种认为为社会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是对社会生产资源
的单纯消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我国反贫困资金的主要供给者是中央政府，个人和民间
组织在反贫困行动中发挥的作用极小，中央政府提供的贴息贷款和财政拨款是反贫
困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康晓光发现，由于财政支出格局是各个社会阶层、各个
地区的政治、经济实力冲突、较量的结果，绝对贫困阶层恰恰是谈判能力最弱的社
会阶层，因此，他们所得到的份额，即反贫困资金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很
低。
他掌握到这样的一组数字：1986～1993年，全国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财政拨款、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估计约100　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亿元扶贫资金，78％为贴息贷款，22％为财政拨款。也就是说，
1986－19938　年间，中央财政每年直接的扶贫支出仅有10亿元。1992年，我国财政
支出4390亿元，其中企业亏损补贴455　亿元，价格补贴322　亿元，共计767　亿元。
可以说，2　亿多城市人口是这767　亿元财政支出的受益者，广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贫
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无缘受用的。
这样就造成一种“不公正”：不仅收入高的人享受政府的工资补贴多，不仅吃
得好的人享受的政府的食品补贴多，而且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少花钱，没有钱看病的
人看病却多花钱；有储蓄能力的人政府提供养老金，没有储蓄能力的人却要自己养
老；有钱读书的人免费上学，没钱读书的人自费上学……他强调，这种状况如不能
得到尽快改善，“反贫困”无疑将成为一种最大的社会讽刺！
康晓光认为国家不应该无视城市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如果政府决心在20世纪
末消除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那么就应该给予上千万的城市绝对贫困人口以极大的
关注。他了解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在加大，加上城市生活指数不断
上升，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他总结现在和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