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新智囊》第130章


上升,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在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他总结现在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7 个社会群体组成:
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主要是倒闭的城市集体所有制
企业自谋职业的职工,国有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以及上述
两类人员的家属;二是竞争能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开除、
辞退、解聘或辞职,以及难以被录用的待业青年等;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由
富裕阶层沦为贫困者,如经营破产的个体户;四是劳教、劳改后回城人员,犯罪人
员的亲属,以及因赌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无着的人;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
困者,如车祸、地震灾害以及疾病等导致残疾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的人;
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他们长期以来收入低、负担重、无积蓄,
物价上涨极易使这些原本处于贫困边缘的职工,因难以承受通货膨胀的重压而沦入
贫困状态;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
活极端困难的农民,他们是目前和将来最大的城市贫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纳入保障
网络之中,也未成为任何一项反贫困计划的对象。
康晓光(2)
在他看来,如果忽视城市贫困人口的庞大队伍,那么反贫困计划肯定是不彻底
的。
面对反贫困行动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提出实行反贫困制度创新。要做到制度创
新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为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
制改革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且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
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社会经济改革的
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
的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削减冗员,改变政府部门作为地区“就业
机器”的状况。
第二个方面就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为我国的反贫困
行动或扶贫工作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不大,不仅需要扩大
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还要对现有扶贫工作的管理制度做大量的改进和设计
工作,同时要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素质。
康晓光在马山县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村,走访了几万户贫困家庭,所获资料十
分珍贵。他把他的调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
论》,后来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指导用书。该著作还获得1995年“桂花工程奖”
和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在反贫困第一线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6年,
他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底,康晓光离开了广西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贫困工作还在继续。
人们看到他后来的每一项研究都是涉入中国最现实的问题,都与中国改革进程息息
相关。有人说他是在“啃中国最难啃的骨头”。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尽管
困难重重,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缪《西西弗斯神
话》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
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显然,康晓光比西西弗斯幸运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进一
步都是对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晓光在《瞭望》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国的反贫困
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 亿减少到1998
年的4200万,20年间减少了2 亿多人。同一时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
口数量却有增无减,处于市场化转型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
度增加。他说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
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
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
心国际民间组织处,专门负责利用国外民间组织的资金开展扶贫工作,有56家组织
和机构提供了 2。4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和救灾援助。成立于1989年的中
国扶贫基金会,已累计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和物资6 亿多元人民币,有
5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为资助失学儿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中华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共同创办的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康晓光被聘为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兼
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为促进“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6年康晓光花了两年时间,撰写了《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两
部宏篇巨作,于1998年公开出版。他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募捐、资助、项目
开发、组织发育、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全面揭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的发展历程,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新成果,
提出了解释青基会发展的“需求—响应”模式,最后将青基会的发展放到中国现代
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了青基会的发展对于我国未来“第三部门”成长的启
示。
“第三部门”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指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非营
利组织。在西方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甚为迅速,如在美国的各部门中,大概
20%的劳动力和15%的经济总量存在于“第三部门”,而且越来越大,形成一个潜
力非常巨大的新潮流。康晓光认为,我国“第三部门”的发育十分缓慢,与市场经
济很不协调。他在《创造希望》中说:“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
会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其中市场经济是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中国
的市场经济发育极为迅速,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治社会的发育还
刚刚起步,这表现在民间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少,缺乏独立性,而且所发挥的作用
微不足道,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自治社会恰恰又是中国最为缺少
的。”
在康晓光眼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无疑是中国“第三部门”中引人注目的
一个,它致力于保障中国最贫困阶层的最基本需求,推出了“希望工程”这一目前
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最
重要的是,中国青基会为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杰出的先导和
示范。
作为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在研究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时候,首
次提出了把“制度创新”作为研究重点。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整体发
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发达世界巨大的示范压力,现代化任务极为沉重
;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全面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创新的任务格外沉重;与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东方国家,传统要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接轨难度极大。这样,中国
的制度创新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必须是一个别具特色的过程,相应地,研究中国的
制度创新问题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康晓光(3)
2001年2 月,康晓光等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处于十字路口
的中国社团》公开发行,他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以大量案例剖析
社团自治化的必要性问题。作者特别强调了个案研究的意义。他说:“个案研究有
着独特的价值。一个 好的个案,可以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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