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鉴赏辞典》第36章

色呢？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涵；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宵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陶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陶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我“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陶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本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本诗可有所解会。
本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本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作者：赵昌平
咏贫士七首（其五）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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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汝阳（今河南上蔡）有一位高士袁安。冬季某日，大雪积地丈余，洛阳县令出来巡视，见各户人家都出来清扫积雪，还有人在要饭。县令到袁安门前，见积雪堆门，以为袁安已冻饿而死，命人除雪进门，却见他僵卧在内，又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要，袁安回答：“天下大雪，一般人都饿着，我不能再去求人家”。县令认为他是位贤士，就荐举他为孝廉。又传说古时有阮公其人，“见钱入”而当日就弃官归隐。本诗前四句并举二位先贤的故事，正上应“其二”末“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二句，可惜的是阮公的故事，久已佚失，只在陶潜本诗中留下了一点踪迹，后人已难知其详。“见钱入”，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无端送钱给阮公，他洁身自好，当即挂冠，二是阮公为生活所迫而勉强从仕以为给养，一旦生资稍有依傍（钱入），即弃官而去。从陶潜生平与诗的脉络来看，以后一种可能为大。
“刍藁”以下，即袁、阮二公事发论抒怀，刍藁是马草。莒，通稆，野禾。旧注均谓贫士藉马草以卧，采野禾而食，而知足长乐。而细探诗意，“刍藁有常温”，显然是上应“袁安困积雪”句而来，则“采莒足朝餐”，当应阮公事，谓弃官而去后常采野禾以为食。“常”、“足”则互文见义谓二贤虽饥寒交煎而知“足”常“乐”。唯以阮公事难详，则理解为合袁、阮二事以咏之亦未始不可，唯不当似旧注所说为泛说贫士。“岂不”二句打转，上句设问，二公生活难道不艰辛吗？下句作答，并非不苦，只是因为他们所忧惧的不在于饥寒。那么所忧为何呢？“贫富”二句伸足其意。原来人心中并不能无有物欲，安贫与求富二心常交战于胸，二公安贫乐道，以道义战胜了物欲，所以虽然枕刍食稆而常乐知足，没有一点戚戚不欢之色。于是诗人不禁叹美，二人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他们的清风亮节，冠于同类而衣被一方，当然更为万世崇尚。“冠邦闾”上应一、二句袁安僵卧陋巷，则“映西关”当应三、四句“阮公”去官，于是可知阮公为西关阮公。“至德”、“清节”互文见义，融二典为一，关合全篇。
全诗虽咏的是贫士，但读来骨气端翔，风力轩扬，这固然由于诗的立意从道胜着眼而非叹老嗟贫；也因为诗歌作法上的健劲。
自曹植等建安诗人起，就十分重视诗的起句，有“工于发端”之称。本诗继承了这一技法，试想，二典如果互易位置，以阮公弃官居前，气即不扬。今以袁安典居前，积雪映高士，又继以“邈然不可干”，一种穷且益坚，睥睨世俗的傲兀意态，即轩昂纸上，使起笔即有高扬之势。
开合自如，顿挫简捷的结构，也增强了本诗的力度。首尾双起双结，遥相呼应是显而易见的，结末的“至德”、“清节”更将起首二典四句傲兀意象的内含剔抉，升华，达到了超远的精神境界；而这一升华的关捩在中间四句。“刍藁”、“采莒”分承双起两典，而“常”、“足”二字互文，由叙启论，由分向合；再以“岂不”二句问答合二为一，并转折诗意，引出道胜之义，结末再散为二事，以“至德”、“清节”互文相照，更上一层楼。这一结构在陶诗一贯的顺畅之中见出开合擒纵之力。使盘礴意气，在分合中得到充分的抒发，在顿挫中显出夭矫之力。意气夭矫盘礴也是同时代谢灵运诗的主要特色，但陶诗完全不落痕迹，一任自然，是较胜于谢诗处。
用典自然贴切也增强了本诗的浑厚之感。袁、阮二典分启寒饥二端，本已甚精，更妙在切合诗人本身行事。陶潜晚年饥卧数日，江州刺史檀道济使人以酒肉馈之，诗人麾而去之，此事虽与作诗之时间先后难以确定，但可以看出陶潜晚年虽病而不轻易求人，特别是请名利场中人援手的品格。
由此亦可推见阮公一典之深意。《归去来辞》序曾自述仕隐经过：因家贫，耕植不足自给，而屈己从仕小邑，在官八十余日，即去仕归隐。按东汉高士毛义，以家贫亲老，不择仕而官，一旦母去即不仕，张奉赞之，谓其为亲而屈己。阮公之事当与之相类，陶潜用之，正切自己当初出仕之心曲。所以二曲虽饥寒并举，却是由今及昔，尤见感情的深沉。诗的后半部分，字面意思甚明，而其实亦用二典，“所惧非饥寒”用《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