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33章

此外就是与苏联的决裂。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撤回了苏联专家。他们带走了图纸，许多建设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不少工厂停工停产。1956年，工业生产下降40％。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的“痛苦三年”所遭到的冲击超过了3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
第16章　一个短暂的休整期（1961…1965）
■调整恢复
1960年间，当十分可怕的灾难公开化后，毛退出了政治。务实派人物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过了领导权，开始将低落的经济又重新运转起来。“大跃进”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被取消了，有社会差异的苏联式的发展模式又重新得到认可。
农村人民公社正式保留下来，但它的功能却大大地受到限制。在公社下面又设立了“大队”和“生产小队”，后者由一个村庄的20～30个农户组成。农田耕种等类似的事务由生产小队决定。许多没有效益的农村工厂被关闭，许多农村学校和临时授课机构以及农村医疗站也同样被关闭。用物资刺激提高生产的方式又重新得以采用。生产队实行按劳取酬，酬金以“劳动工分”计算，允许经营自留地，农家允许饲养猪及其他小牲畜，重新开放农贸市场。农民的自留地最多可占其耕地面积的12％。60年代中期，农民的私营生产收入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1/3。从1962年起农业生产提高，产量达到1。9亿吨，达到了“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
工业发展比农业更快。到1962年形势稳定。1963到1965年间重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7％，轻工业增长27％。刘和邓在工业生产中采用了与农业生产一样的金钱刺激方法。分红补贴和计件工资使得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大型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雇佣农村便宜的劳动力，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也享受不到固定工人的福利待遇，例如劳动安全保险、免费住宅、公费医疗等。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形成了两种工人等级制度。
随着经济的复苏，党内的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也得以恢复。秩序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退居后位。1960～1961年的整风工作中，许多干部，从乡村干部到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其原因是“不能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而被视为左倾分子。相反许多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招了回来，并委以重任。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党和国家管理机构迅速发展。
新领导所推行的政策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造，而是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1962年召开了党代会，主要讨论允许农民种自留地的问题，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论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个论断那样表明党在60年代初期的思想和精神。→文·冇·人·冇·书·冇·屋←
■毛准备搞“文化大革命”
1962年后经济形势和供给状况慢慢趋于平稳，毛从自己选择的沉默中重新露面。他1月份出席了党的会议，并在措辞严厉的讲话中批评了党对人民群众的背叛，代表们鼓了掌，但会后没有任何反应。1962年9月，毛倡议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农村干部中腐败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形，这场运动要对农村党组织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精神教育，同时也要对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农民重新进行思想教育。就像1957年“百花运动”那样，让贫苦农民组成小组对当地党的干部的举止行为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推动党的改革。党内又鼓了掌，中央在1963年5月通过了“十条纲要”，用于指导教育运动的实施，但仍然没有丝毫效果。这场运动遭到党内消极抵抗。
第17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
1966年夏天，当毛72岁时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重大的革命斗争。在后来的3年中，即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在中国的城市，即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属于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远远地超越了中国的范围，它的思想成了美国和欧洲大学生造反的推动力。
“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个人权力之争，同时也是这位老迈的领导人为了挽救“他的”革命而所做的拼死尝试。就像列宁临终前还对他的继承人不放心一样，毛担心他胜利领导的革命政权最终被新的剥削阶级所取代，即被共产党的官僚政府所取代，担心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毛强迫共产党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要借用外部的力量整顿共产党，让群众批评共产党。然而这样的计划自“百花运动”以来总是遭到党内的抵制。
共产党应该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转变为一个走“群众路线”，领导群众艰苦奋斗的组织。它应该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需求、愿望和疾苦；应该安慰他们，起草制定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然后共产党要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解释这些纲领。共产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对毛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更改的原则。但是人民应该有批评的权利，这样会对共产党产生影响。在英勇的延安时期，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有这种思想，因此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现在毛决心要把已经蜕变为官僚机器的党重新改建成延安时期的党，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清除出党。毛认为这些人在党内近5％，其中有许多是同他一起经历过长征的领导同事。
毛动员青年还有第二个目的：青年人不仅要改造共产党，而且还要通过革命斗争进行自我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在斗争中能够产生一代继承毛遗产的革命青年人。毛总是强调，“文化大革命”应该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
与“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不符合人的自然性。群众不会有同一个利益，在他们中间有一条社会鸿沟，将其分为制度的反对者和制度的捍卫者。【wＷw。ＷＲsＨu。cＯm】反对者仇恨的绝不仅是党内5％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青年人的革命运动不久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内战，使城市一片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像“大跃进”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会遭受极其可怕的失败，使中国的发展倒退许多年。
■红卫兵风暴　（1966年5月到10月）
1965年底，毛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1月10日，上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严厉批评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撰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姚文元，属于江青圈子里激进的知识分子。他谴责北京市副市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人民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被毛指责为针插不进的北京长城毫不退却。支持吴的是北京市共产党的首脑彭真，他以剧本的历史真实性为题开展学术讨论进行解释。
1966年5月，毛回到北京，之后事件纷至沓来。彭真和北京市市委的所有委员全都被撤职，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也被撤职，北京市委的管理和宣传机构由毛的人掌控。除此之外，毛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激进分子组成，并让江青负责。
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发动和支持下，在北京大学和一些高等学校组成了“革命战斗队”。5月25日，激进的年轻助教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大学校长陆平，并号召师生起来进行革命：“全体革命的知识分子投入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我们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人的信仰牛鬼蛇神是邪恶的神灵，它们变成人的样子干坏事。如果被看穿的话，它们就又恢复原形。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是毛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北京大学的领导马上让人撕下大字报。但是毛听说这件事后，通过电台和报纸将大字报的内容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他赞扬这张大字报是“北京的（巴黎）公社宣言”。至此这场风暴开始了。许多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大中学生组成的革命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后来更名为红卫兵。城市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7月，毛离开北京。刘少奇试图采用过去的方式将这场运动置于监控之下，派遣了党的工作组进驻大学和中学。工作组将矛头指向老师、教授、作家和资产阶级旧家庭成员，试图以此来转移群众对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