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52章

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全部社会保险都在其所工作的企业中，这一点对于绝大部分城里人来说，无论是雇主，还是社会保险者，都是同样的对待。
如果爬上鞍钢高炉，往下眺望烟囱林立、规模巨大的厂区，就会看到炼钢设备、厂房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在鞍钢的中部是22万工作人员那浩大的生活区，六所医院、九所中学和职业学校，以及其他等等。围绕着这22万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这个核心企业部分，鞍钢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建立了300余家集体企业，以便为核心企业的家属、子女创造就业位置。在这些集体企业中工作的有17。8万人。此外，鞍钢还有11万的离退休人员。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任务就是完成计划所要求的。这种不计竞争力的方式就导致了严重不求经济效益生产的后果。生产任务所追求的方向就是，尽可能多的创造就业机会。同时，绝对保障在职人员终身的工作位置也属于企业的基本目标、要求之一。直到1992年，中国对国有企业仍然没有破产之说，也没有解雇、辞退长期工作人员之说。这种工作位置绝对保障的做法势必导致劳动道德的下降。邓晚期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工资靠贷款，干活靠民工”。
■改革尝试
在80年代中期，以他有效解决了农村非效益经济问题的方法，邓尝试着去解决国有企业的非效益经济。在农村，通过把生产责任转交给农民产生奇迹。他故此把国有企业的生产责任转交给企业的负责人，他对生产、赢利负责，他享有独立自主权，自己安排生产、在企业确定工资发放，并规定产品销售的价格。由此，绝大部分的做法是，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与北京的职能部委，具体的是与地方的主管部门签署一份长期“赢利合同”，在其中规定，企业的经理有责任，使该企业的赢利要在一定的百分比上逐年增加。
尽管有赢利合同，但是它并不能扭转企业经理行为所面临的局面，使他把赢利放在第一位。作为经理，他首先要考虑的却完全是另外的事情：他必须与企业的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弄好关系，因为决定他仕途升降的是企业的党组织，而不是那些与他签署赢利合同的部门。而党委书记的兴趣点却是政治性的，那就是：书记的成功取决于企业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不满意。因此，经理就得满足于企业内部工人们提高工资、增强福利和其他额外补贴、待遇的要求，以免在企业内形成不安定因素。事实上，实施经理负责制以后，国有企业工人工资的提高程度远比企业的生产能力要大得多。可见，这个企业赢利还是亏损，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并不重要。
经理进一步还得与所有那些对其个人命运产生影响的为数众多的党、政部门搞好关系，即便是中央直属的大企业也是如此。不仅北京方面要求他们交税，他们企业所在的省、市也期望他们在经济上有所贡献。这个城市要修一条街道，或者要建一个游泳池，自然会有一个特别合理的要求，这个建设项目对这家国有企业的职工也带来了某种好处。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而去拒绝这种要求，就不免会给这家企业经理的仕途带来阴影，既然如此，那经理也就乐于笑脸相迎，予以合作。譬如，鞍钢总公司1992年上缴的营业税、个人收入税等共计25。3亿人民币，而企业自己从330亿元总产值中仅仅留了一部分赢利。公司的总经理感慨地说，他们公司上缴给国家的税，超过了整个广东省。说穿了还是，这不是他的钱。
以此我们也就涉及到了农民与国有企业老总们的区别。农民利用生产的自主权，为的是给自己创造利润；但是国企的赢利，根本就不属于它们企业老总的。他因此也就没有积极性把赢利放到第一位，同时它也没有外部的压力。当然，即便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也并不指望企业的经理们完全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出发，组织生产、进行管理，而促使他们为企业尽心尽力更多的是出自于体制的制约。这里有严格的会计制度和财务检查人员，它们对财务检查报告负责；对定期发布的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股份公司来说，它们设有监查委员会，它们以名义上的所有者对老总行使主人的权利；还有专职的国家干部，他们严格监督资本市场；还有银行，它们依照严格的经济规则对贷款进行保障；对于上市公司，有独立进行分析的投资银行，它们从外部对企业进行评估；有大型债券管理机构，他们受到经营管理方面的“有效监督”，如果没有让资本带来高红利的话，他们就面临被解雇的危险；还有，也是最常见的，只要某家企业没有发挥出它的赢利能力，那么就有被收购的危险。概括的讲，市场的运作并非形成于自身，它必须借助于有效的法律系统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机构、体制，从而才能使它有效地运作。
所有这一切在中国还都不健全。它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系统，现有的法规、法则尚未完全为法庭所执行；还缺少一个有效监督经理们的体制。在目前的条件下让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放开手脚，那恐怕只能走向灾难。而且更可能的是，经过这种改革之后，企业的效益性和赢利性不是好些了，而是更糟了。
在此，经理们用以创造账面赢利的技巧还在推波助澜。构成原因是：生产和产品并非是依据市场客观需求发展起来的。厂家把产品卖给自己的用户，尽管明知这些用户根本就不可能付款，却依然继续，把这种拿不到钱的只有纸面意义的发票记入经济报表，从而显示出账面赢利。这种发票总数越大，企业所显示的账面赢利越高。既然企业已经无法最大的获得真实赢利，那么至少创造了最大的“纸面赢利”。这种赢利策略变成了一种蚕食价值的策略，因为只它使企业债务持续增加，却没有带来等价的创造。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国家银行为了避免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大量的裁员而不断的给予贷款，从而形成了某种蚕食价值的恶性循环。
首先是国有企业的经理和员工们所有需求都取之于企业的收入。
一连串的国家机构、部门掠夺这些企业，只征收营业税不管企业的货款是否收回；规定所得税也不管实际赢利情况；征收额外捐款只考虑能够想见的名目。
经理们把投资耗费到建立过剩的生产能力上。因为企业越大，他们的级别也就越高，从而也就容易造就账面上的假象赢利。
银行把它们所收来的存款不断的投入到国营企业那填不满的黑洞中去。
这种体系显然是在延续企业破产。1992年后，一个新的改革再次产生了某种推动力：国营企业股份化和把少数股份投放到股票市场去。这场改革应该从两翼获益：为国营企业引入其所急需的资金；同时形成明确的财产所有关系，使长期以来所努力的国家与企业脱钩的政策得以实现，并且给企业经理创造真正的一种以赢利为方针的管理条件。可是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假象。就这种改革所带来的效应问题，爱德华？斯坦费尔德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对位于安徽省的马鞍山钢铁总公司（简称：马钢）进行了调查，调查所获得的是令人失望的结果：毫无改变！
为了把马钢投放到股票市场上去，需要做准备，这家企业被分成一家控股公司和一家马钢钢铁股份公司。控股公司接收了那些（不赢利的）铁矿井、工程公司、整个社会福利部分，像住房、医院、学校以及8。3万员职工中的3万人。控股公司同时也接过了所有员职工的离退休金部分。剩下来的也就是只有钢铁生产企业自身了，它就是以这种富有吸引力的方式投放到股票市场上去的。控股公司持有马钢钢铁股份公司62。5％的股票，而其他的部分则在1993年10月26日被投放到两个股市，其中投放到香港股市的是H股；投放到上海股市的是A股。
可在进入股市以后，马钢股份公司的运作依然一如既往，没有改变。它极大地扩大生产能力、增大产品，继续把产品销售给（无支付能力的）白条客户，并且继续为库存而生产。在经营管理方面，“现代化”股份公司的马钢与传统国有企业的鞍钢没有区别。在改善的财政方面，马钢股份公司保留了应付给控股公司的一部分：它只把协议规定的社会保障、福利部分支付给控股公司，却不支付红利部分。这就是这个控股公司有别于其他持股人的地方。而控股公司对此也无可奈何，尽管它是控股者，因为像股份公司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