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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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建议７６１
曾经答应给神学很大帮助，却没有能够实践它的诺言；而且，由于它求助了思辨的教条主义，它除了武装了敌人来反对自己之外没有做什么事情。神秘主义在启蒙时期之所以能够兴起，就是因为它隐藏在一种学院形而上学背后，在这样一种体系保护之下它就敢于好象用理性来胡说八道。批判的哲学把神秘主义从它的这一最后的隐蔽所里驱逐出去了。除此之外，对于一个形而上学教师来说，大家公认他所讲的归根到底是科学，并且给〔哲学〕共同体带来了真正的好处，这也不能不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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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是康德哲学著作中一本相当重要的书。它是《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批判》）的缩写本。
《导论》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它包含康德哲学体系最主要的观点，比起原著来，它有这样的特点：简明扼要，比较浅显；在问题的提出和阐述上，语句比较简练，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在主题思想上一语道破，容易给读者一种明确的概念，避免产生误解。在《批判》里容易被人误解的地方，在《导论》里大都做了解释。另外，在《导论》里也增加了一些在《批判》里没有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批判》印行第二版（１７８７年）时大半增补进去了。
当然，对于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人，光读《导论》还嫌不足，特别是在有关证明和需要解释的地方，都没有提到。因此，还应该读一读《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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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９６１
判》本身。不过，读了《导论》再读《批判》，会感到省力多了。
《导论》的德文原版是１７８３年在里加出版的，１７９４年和１７９５年又分别在来比锡和格拉茨印刷了一次。这以后有过很多版本，如：罗森克兰茨（Ｒｏｓｅｎｋｒａｎｚ）版，１８３８年；哈滕斯坦（Ｈａｒｔｅｎｓｔｅｉｎ）版，１８３８年，１８６７年；基尔希曼（Ｋｉｒｃｈｍａｎ）版，１８７０年，１８７６年，１８９３年；埃德曼（Ｅｒｄｍａｎ）版，１８７８年，１９０３年，１９１１年；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ｚ）版，１８８年；福尔伦德（Ｖｏｒｌａｎｄｅｒ）版，１９０５年，１９２０年；C卡西雷尔（Ｃａｓｉｒｅｒ）版，１９２２年；施密特（Ｓｃｈｍｉｄｔ）版，１９２７年。
此外，格里洛（Ｇｒｉｌｏ）和叔本华也分别于１７９５年和１８３７年做了校勘；特别是法依欣格尔（Ｖａｉｈｉｎｇｅｒ）于１８７９年指出：《导论》原版里有几页排错了位置，这个发现很受哲学界的重视，１８７９年以后的各版里都提到了，施密特并且根据这个意见，在他的１９２７年版本里做了订正。
康德以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１６４６—１７１６）
，他的著作和信件大部是用拉丁文和法文写的。正式用德文写作并且创造了大批哲学上的德文术语的是伏尔夫（１６７９—１７５４）
，虽然他的部分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的。比伏尔夫晚生了四十多年的康德，他的一部分著作也还是用拉丁文写的。在康德的年代里，德文的语法规则看来还不是象后来那样严谨，而且由于受了东普鲁士的德语发音上的影响，康德在用字的拼写上有些地方也是独特的，再加上印刷上的许多错误，这就使《导论》的不同版本出现许多异体字和异文，因而造成了各版本的分歧。
比如在第二十三节至第二十六节中，这种分歧竟达二十四处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有“Ｇｒｕｎｄｅｓ”（基础的）和“Ｇｒａｄｅｓ”（度的）
、“ｇｒｏｓｅｒ”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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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译　后　记
（更大的）和“Ｇｒｏｓｅｎ”
（大小、量）等等，这些差别不仅是词本身的C意义不同，而且有时牵涉到句子甚至几个相关联的句子都随之而改变了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各种文字的译本由于所根据的不同德文版本（再加上译者个人对德文原著中句子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很多分歧的原故。
在《导论》中文译本翻译的过程中，我起初根据的是卡勒斯（Ｐ。
Ｃａｒｕｓ）的英文译本，后来又和吉勃兰（Ｊ。
Ｇｉｂｅｌｉｎ）的法文译本、巴克斯（Ｅ。
Ｂ。
Ｂａｘ）的英文译本核对了一遍。由于这几种译本出入比较多，特别是感到这样重要的一本著作应该以康德本人的德文原著为准，于是又按德文施密特版本逐字逐句核对了一遍，在核对的过程中，也参考了德文埃德曼版本和舒尔茨版本，与此同时，看到贝克（Ｂｅｃｋ）的英文译本，就也参考了这个新英译本；在德文各版本出入比较大，特别是牵涉到不同意义上的地方，我都在注解中指了出来。至于两种英文译本和一种法文译本与德文版出入的地方，因为感到必要性不大，避免烦琐，我都没有再作注明。此外，在《导论》和《批判》的提法不同的地方，为了便于对照或有必要作补充说明起见，我适当地引证了《批判》作为注解。
《纯粹理性批判》于１７８０年刚刚出版，为什么到第二年，康德就接着又写《导论》？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人都知道，这部书很不容易懂，其中主要原因是：一、该书用的“教授讲座式”的写法，从头到尾都使人感觉到有那么一股学究气味，这样一来，篇幅就不免拉得很长，使读者不容易抓住要点；二、该书很多部分都是康德把他在１７６９年到１７８０年期间所发表的文章、手稿和讲稿，汇总在一个巨大的哲学体系里，为了急于出版，仅在四、五个月的短促时间里编纂起来，因而重复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不时出现；三、特别是在哲学术语方面，有很多不是当时习惯的用法，而是康德自己独创的新义——旧词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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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非常容易使读者误解康德的原意。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在《批判》出版之后，康德自己也感到有另写一个通俗本的必要。
恰好这时，１７８２年１月１９日的一期《哥廷根学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书评，这个书评促成了康德的决心。
书评的作者用的是笔名，后来据说是当时德国一个哲学教授、折中主义学派（该派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一个代表、德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伽尔韦（Ｃ。
Ｇａｒｖｅ，１７４２—１７９８）。我没有看到这个书评，不过从康德自己在《导论》的“导言”和“附录”里引述的内容来看，书评的主要内容是说《批判》一书过于冗长、干燥，用语独特、晦涩，不通俗，令人费解；说这种哲学是“一个超越的唯心主义体系”
，实际上不过是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的翻版，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等等。康德看了这个书评，大为恼火，于是立即动笔写一本内容和《批判》基本相同、但简明扼要的“通俗本”。这个“通俗本”就是这本《导论》。
实际上伽尔韦误解了康德，因为康德自己也是折中主义者，他不仅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而且调和唯物论和唯心论，调和科学和宗教，使二者妥协起来。
因此在消除了误解之后，从两人来往的书信来看，他们终于成了朋友。
康德给这本所谓《纯粹理性批判》的“通俗本”起了一个冗长的名称，叫做《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任何一种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由于这个书名太长不好叫，自该书出版以来人们一直把它简称为《导论》（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
形而上学（不是在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意义上，而是在古典的意义上）所对待的基本问题是灵魂、世界和上帝。康德认为这些问题自亚里士多德起两千多年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形而上学始终没有成为科学；特别是近代由于教条主义和怀疑论给形而上学起了很坏的作用（康德认为教条主义说了等于没说，怀疑论什么都不敢说）
，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人们所厌弃的东西，“形而上学家”也已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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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很不光采的称号。因此康德断言，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