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4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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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书面谈话，确是他抵达台北后所写成，虽然谈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氏所亲自口述。此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为陈对自己去留问题的答复。
曾有人认为这段话虽为陈本人口述，但未必就表示陈氏果真决意返美，因为，陈纵使有意在台居留，仍有待台湾最高当局及有关方面的挽留及安排，自己总不能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然而，据接近陈的一位人士透露：陈氏在书面谈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氏并不打算在台久居。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尽可在谈话中不提及此一问题，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氏对此点有所明确表示，除非陈氏本人的确是有意返美。
陈立夫返台后，使台湾党政间浮起了一个新漩涡：各方人士由于蒋的不断召见他，认为他快要再上政治舞台，今后国民党的党派斗争上，又有着CC派的支持，国民党内部的再改组和CC派的复活，短期内便会出现。
陈立夫抵台后三度和蒋介石密谈的结果，他只应允了一个暂且留台观察的原则，对出处还是按下不提。“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辞职，蒋有意把“立法院长”让给陈立夫，但当陈返台表达了这个意见后，“院长”新职便另选了黄国书继位了。
陈立夫不马上复出，是他一生的聪明处，他明白蒋对他是侍畀正殷，对他也不错，但幕后还有一股势力在反对他，如果冒然出山，将会铸成第二次的大错。
樱花丛下说感慨陈立夫的去留之争终于有了定论。1961年4月19日台《联合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陈立夫悄然赴美”的文章，全文如下：总统府资政陈立夫夫妇于昨（18）日下午四时悄然离台，乘招商局“海欧”轮赴日，再由东京换乘飞机赴美。
这位六旬高龄的政治人物和他的画家夫人孙禄卿女士，系于今年二月下旬奉总统电召返国，侍奉当时处于弥留状态中的他们的父亲陈其业者先生的病，其后陈其业老先生于3月15日逝世，陈氏克尽人子孝道，遵礼成服，守过三七之期。
陈立夫夫妇离台时，因知者甚少，前住基隆送行的仅蒋经国、黄仁霖、程天放夫妇，黄朝琴、胡健中夫妇等。海欧轮预定本月12日抵日，陈立夫夫妇预定本月15日以前返抵纽约居所。
陈立夫夫妇乘坐海欧轮官舱第一号特等套房，费用300美元。船上的官舱布置雅洁，全部中西合壁式。海欧轮排水量8000多吨，系一客货轮，招商局使用才不久。
陈立夫夫妇于昨日下午1时50分由蒋经国陪同乘车抵达基隆后，即于2时10分上船，在套房起居间中与程天放夫妇、黄朝琴等话别。
陈立夫夫妇未对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说他没有话要说。有记者问夫人孙禄卿女士何以匆匆返美？陈立夫夫人答称：“呵！那边的事情多的很。”据悉，陈立夫夫妇原定在过了陈其业者先生“七七”之期再走的，临时决定提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经营的农场有一批货快要到交货期了，同时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假期也快届满，均须返美处理。
据一位接近陈立夫的人士说，陈氏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回来。但他相信陈氏终将再回来一次，惟时间无法预料。
陈立夫返国期间，除以大部分时间侍候父疾及料理父亲丧葬之事外，曾数度晋谒总统，昨日行前中午曾赴副总统陈诚官邸辞行。
陈立夫于二月间由美国回到台湾时，人们都以为台湾当局将不许他离台了！但他竟能飘然远行，这几类乎奇迹，其实陈氏是用计脱身的。请看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有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仍决心置身事外。
有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先生表明他的心事了，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政治影响，似应拿回来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先生只说容考虑后再议。不久，CC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某晚报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指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勤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致“白头偕老”的愿望。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如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厚望。及去年（1960）国大召集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一力矢志贞到底，才使他们觉得“孺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亿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关于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报纸这样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四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性急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阳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轻松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这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一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做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吃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闻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不用说，现在（1961）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生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的。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4月28日在该报进而说：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访问了陈立夫先生。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关系，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好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己，更无一有害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