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1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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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相应获得了这种可能。改革开放20年，义乌市场18年，从谢高华那一任算起，义乌的领导已经换过数任，百姓们心里清楚，哪个时期发展最快，便必定有一位人民拥戴的好领路人。今天义乌在跨世纪的重要时期，又恰值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向誉满神州的现代化中等城市迈进的阶段，今天的义乌人民自然把眼睛投向了他们今天的领路人。
显而易见，像义乌这样一个社会实力和人民生活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地区，如何顺时应势，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摆在现任班子面前最重要的课题。在挑战面前，班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们高擎“再创业、再发展、再提高”的旗帜，没有一天放松过肩上的责任。
市委书记赵金勇很清楚这一点，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县太爷’，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个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母鸡’。只有把这个主体力量充分地动员起来，把这只‘母鸡’喂饱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进而推动社会的历史进程。现在有时我们一说工作成绩，就总是先在某某领导、某某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亲切关怀下’，最后才说到是‘在广大群众努力下’，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人民创造历史和财富才是第一位的。义乌有今天，难道不是这个理吗？领导的作用当然很重要，可领导的作用只有顺应民心时它才发挥真正动力。什么是民心？对一个地区而言，根本的就是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起来，让社会朝前走，这是体现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实现它，决策者和领导者就必须把工作的着眼点和心思放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上，锐意创新，又能善于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营造出一个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面。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级领导班子的同志都要把关心和解决老百姓的事放在头一位来开展工作。拿我们义乌来说，就是我们的市场越办越兴旺，大家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多了以后还能生活得有质量、有情趣。这就是我们现任市级班子为什么把精力都重点放在要把义乌建成现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为对中国的农民来说，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为城里人这是最高的一种理想追求，而我们因此不断强化加速城市和集镇建设，为的就是满足老百姓的这种追求。同时城市发展了，我们又不能放弃农业生产，那么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此。啥叫当干部？当干部就是干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或者是心里想却又不能如愿的事。我常对下面的人说，我就是要你们拼命地工作、干活，为啥？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给耽误了……”
（义乌市的领导从赵金勇书记之后已换了几任，现在的市委书记是楼国华。楼书记在义乌已工作数年，他的执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义乌近几年更飞速的跨越式发展。）
义乌的百姓告诉我，别看他们的市场已经在好几年前就在全国闻名，可义乌作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市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这得归功于现任班子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工作的大手笔。曾几何时，这个本来只有几万人的小镇，一下成了拥有二三十万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几万流动人口的城市。然而尽管许多百姓的户口完成了“农转非”程序，但思想、意识和行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而当这种非城市化的意识和行为，集中在一个公共区域表露出来时，它给予我们的城市形象是绝对的丑陋。义乌市在一个时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说是“水不清、路不平、灯不明”，污水横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树起来，把市民的素质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阔斧地作出了加强城市建设的几大工程，而且在之后的连续几年里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并不理解，认为是决策者“拿百姓的钱为自己出风头”。
“其实我们是用心良苦啊！我们这些市级领导中，大半也都是农民出身，当我们接待外面的客人上义乌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对我们说什么呀，他们冲着我们说：义乌人靠小商品市场是赚了钱，赚了大钱，但看看义乌街头脏兮兮乱哄哄的样，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们骨子里是成不了器的农民嘛！听了这些话，我们脸红呀！难道我们义乌人就只会赚钱只会办市场，而不会把自己收拾成标标准准的城里人吗？”市府的一位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情绪激昂地走动，一边如此对我说道，“不信我们农民就只能永远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乡下人，我们更不信义乌人除了赚钱就不会建设自己的城市。于是我们发誓要把义乌的城市建设搞好，一方面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宽马路、规划新区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质上。可农民身上确实有些习惯与传统并不好，你去帮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欢迎。这时候你推行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坚决、果断，甚至敢冒落骂名的风险……”
这位领导同志自己没有给我讲述他们是怎样抓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骂名的事，但义乌的百姓却给我讲了。前年，市府针对义乌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就大抓了街头“三禁”：禁喇叭、禁烟炮、禁养家禽，那阵势百姓记忆犹新。先说禁喇叭。自打义乌小商品市场办起后，义乌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大街上“车水马龙、喇叭声声”，而且曾经有领导在大会上把这种现象归为义乌市场繁荣的象征。现在市里要抓禁喇叭声，这对已经无拘无束按了十几年喇叭的车手们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锢运动”，一句话，哪儿也不习惯。
“不习惯也得改！”市领导铁了心要做这件事，“市交管部门要专门设一个箱子，用来装违章的驾驶证，这个箱子要上3把锁，交警部门1把，城管部门1把，市府1把。有话在先：谁也别想对违章的人开后门，谁也别想讲情。谁讲情，谁开后门，就撤谁的职！”那些日子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带着能出办公室的机关干部、交警人员、城管人员，浩浩荡荡地走上大街。他们见一个按喇叭的就扣一个司机的驾驶证。百姓们讲述当时的情形时形象地说：“那段时间里，大伙对违章按喇叭者就像见过街老鼠。那劲头……哈哈哈！”
这一招可以称绝，连义乌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竟然能把像按喇叭这样的“老毛病”治好了。有了自我的信心，之后的禁烟炮、禁养家禽等也都大获成功。“三禁”一治，义乌市面上似乎一下换了个样，百姓回头一瞅，发自心底的一种意想不到，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变成文明的城里人哪！
本来嘛！决策者们笑了。
百姓服了。
然而这仅仅是“初级阶段”，在义乌市领导的一班人心目中，他们勾画的现代化义乌市，应该是个“农工商贸市”齐发展的中国式新都会。而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在建设好城市的同时，还要建设好农民的美丽家园和不断扩张“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济外延。这就是我下面所要描述的义乌最令人激动的内外两幅日新月异发生着裂变的锦绣——
让我回到距市区一公里外的那个“福田庄园”吧。
中国真的有农庄吗？中国的农庄是个什么样？像当年的地主（我们今天50岁以下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地主的家业是什么样）？还是像电影里看到的外国富豪们所拥有的那种庄园？总之，庄园这个熟悉的名词，在我的概念之中是模糊的。前年的北美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