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02章

大约从１０世纪以来，西方人通称中国为契丹（Ｃａｔｈａｙ）
，称中国人为契丹人（Ｃａｔｈａｙａｎ或Ｃａｔａｉａｎ）。莎翁的《第十二夜》和《温莎的风骚娘们》两剧，就是以“契丹人”称中国人的。
在当时西方人的用语里，“契丹人”
是个纯粹的贬义词，意为骗子、流氓、滑头等。
１６世纪下半叶英国皇室还曾有过一个向远东发展的计划，名为“契丹探险”
，只是计划没有成功。但是，在莎翁生活的时代，西方人又认为契丹和中国为两个国家，所以他的《一报还一报》又出现过“中国”
（Ｃｈｉｎａ）
这个词。
当时，学者们还就中国与契丹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问题，引起过争论。有人认为是两个国家，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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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在北，中国在南；有人认为中国是契丹帝国之中的一个属国。
可以看出，直到１７世纪前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比如，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里虽一再提到中国和契丹，但所描写的尽是些荒诞的东西。
他写道：上帝创造了世界，撒旦好奇，决定到地球上来探探虚实，他变成一只雕，从喜马拉雅山飞下，想到印度去觅食，“途中，它降落在塞利卡那，那是一片荒原，那里的中国人推着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这里的“塞利卡那”
（Ｓｅｒｉｃａｎａ）
，意为丝绸之国，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事实上，中国古代只有木车，而没有竹车，更没有靠帆和风力前进的竹车。
需指出的是，１７世纪前后，西方人同时又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
１５８４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出版《中华大帝国风物史》，１６１６年，比利时人出版《中国传教史》，１６５年，葡萄牙人鲁德照出版《中华帝国史》，１６８７年，著名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内含《大学》、《中庸》、《论语》三个拉丁文译本。此外，当时各种报纸和杂志都纷纷发表有关中国的报导性文章，并形成一种以谈论中国为时髦的风尚。
这一时期，西方人欣羡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孔子学说、中国政治及中国园林。他们认为孔子的道德学说简直美妙极了，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拥有的。
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坦普尔就曾写道：“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伦理学，讲的是私人道德，公众道德，经济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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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国之道。他的思想与推论，不外乎说没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而没有好的百姓，政府就不会使人满意。
所以为了人类的幸福，从王公贵族以至于最微贱的农民，凡属国民，都应当端正自己的思想，听取人家的劝告，或遵从国家的法令，努力为善，并发展其智慧与德性。“
①
在现今中国一般读者眼里，对中国文化格外欣羡的西方人，最早要算伏尔泰和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是西方世界第一个重视中国哲学的人，认为中国哲学中的“道”与他所构想的“单子”有着相同的地方，并根据中国《周易》的启示，发明了二进位制，同时对中国的道德哲学也极感兴趣。他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正如我们给他们派了教士去传授启示的神学那样。”
②
又说：“如果请一个聪明人当裁判员。
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么我们相信，他会把金苹果送给中国人的，除非我们想超过他们，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基督教，也就是一项超人的善，传给他们。“
③
也就是说，在莱布尼茨看来，就道德实践而言，欧洲人
①转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１５页。
②《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２９页。
③《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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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中国人学习，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还是不如欧洲人，因为西方人有启示神学，而中国人却没有这种东西。而且，我们还应看到，莱布尼茨对中国人道德实践的认识，也只是《论语》等典籍所记载孔子的道德理想，而非中国人真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认识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和道德境界，主要是看它在真实生活的情况，而决不能停留在几位理想主义思想家的愿望上。愿望与愿望的落实毕竟不是一回事，中间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再者，我们还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越是对道德理想重视的民族，越能说明该民族的道德实践不甚理想。今日中国大陆，各家报纸杂志纷纷报导见义勇为者同歹徒作斗争的优秀事迹，各级政府也极力予以表彰。如果不明实情，单单从新闻报导看，似乎今日的大陆人是何等的道德，何等的高尚。殊不知，这类报导越多，正好说明见义勇为的美德已几乎丧失殆尽，人们的道德意识每况愈下。如今绝大部分的中国大陆人目睹流氓、偷盗、抢劫之类的事情，见怪不怪，早已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能见义勇为者实在太少，太可贵。又如，今日中国大陆倡行廉政，时有一些关于“清官”的报导和表彰，如果不明实情，仅以报纸或电视作根据，那就很容易得出政治清明，为官不贪，到处是海青天的结论。
但如果撇开报纸，离开电视机，到各大饭店、宾馆、夜总会去看看，到寻常百姓家去问问，所得到的结论定会两样。
伏尔泰是１８世纪对中国文化最为推崇的西方哲人。在《风俗论》里，他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将其看作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文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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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谈中国的历史、风情、艺术和科学，尤其对中国的宗教和政治推崇备至，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
，中国的政治之所以稳定，就在于孔子所创的宗教符合道德理性。他在《哲学词典》“中国”条中写道：“我已经仔细读了孔子的书，还作了摘要。我在其中只看到最纯粹的道理，而丝毫没有骗人的东西。”
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影响了当时法国一大批思想家。
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瞭，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①波维尔甚至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
②
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欣羡，有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动机和功利目的，即借用中国文化反对基督教的天启神学和法国专制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拜偶像，没有教会，崇拜天，而非崇拜上帝，与他们所宣扬的自然神论相一致。
实际上，中国儒家思想与欧洲１８世纪流行的自然神论并非类似，中国的专制制度也一点不比法国的专制逊色。即是说，伏尔泰等人并非了解中国，所认识的大多是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主要是《论语》、《大学》、《中庸》上所写的和一些传教士所记的浮浅报导。正因为这样，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当时就有人指之
①转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４５２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②转见：《中西文化交流史》，第４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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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浮夸”
、“亵渎”和“俏皮话”。
在本世纪，对中国文化欣羡的西方人，以罗素最具代表性。
关于他对中国文化评价之内容，本书第二章已有绍述，这里不再赘言。需要读者诸君注意的是，罗素来华讲学和所写的称赞中国文化的文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事情。
他称赞中国文化，一方面体现着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不像其他一些西方人那样，抱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诋毁中国文化，二是因为大战给西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