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110章

心的不自由与身的不自由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中。
本着这一思路，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中的心身自由问题，就可清楚地发现，传统儒家对“心”的强调，正是以对人身自由的拘禁为代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第一，儒家的五伦，所强调的主要是君权、父权、夫权，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这三者，最后又归于君权一项。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王是主，是神，而普天下的臣民都是他的奴仆。在这种文化规范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臣民们均无人格的尊严可言，亦无人身自由可言。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不管这死是该死还是不该死。
第二，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奉行的是土地王有制，臣民们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其所有权。由于缺乏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所以臣民们的生活所依，只有仰赖君主的“恩泽”。
财产的所有权是人身自由的一道防线。
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根本谈不上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
第三，中国人正是由于在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所以才转而追求心的自由，试图用“心”疗法弥合因身的不自由所造成的伤痕。
第四，心的自由讲究内在的体验，忘却身的苦乐。而这一点，正是专制独裁者以及贪官污吏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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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害怕的就是百姓们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性不安宁。因为小民百姓心性不安宁，便会造反；读书人心性不安宁，便会批评时政，揭露黑暗，把统治者的恶行丑事暴露于天下，同时亦可能招来天下大乱。相反，如果百姓们和读书人都去过“心”生活，对人身自由问题无所关注，那么统治者也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了。
第五，人们过心的生活，只是为了忘却身的苦痛。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他的“心生活”又正是为统治者为所欲为提供了条件，从而还有可能加重自己“身”的负担。如是，又使“心生活”终难平静，或者说更加重了“心”的苦痛。
民本并非民主
现代新儒家并非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既要儒学传统，又要民主政治，确切说是要从传统儒学里开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从而保障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思想价值。但实际上，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是互为妨碍的两种东西，很难强扭在一块。
正因为这样，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论述自相矛盾之处甚多，尤其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附会牵强，六经注我。
让我们先看看先秦文献里有关民本思想的文字。
《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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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孔壬？“
《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酒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
《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孟子。梁惠王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严勿施。”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以民为本”
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历代读书人乃至一般百姓，在品评某一王朝、某一政治人物，乃至某一芝麻大的小官吏时，主要的标准无不是看他们对百姓的态度如何，和做了多少有利于百姓的事。如果顺应民情，有利民生，就是德治。相反，如果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只想着自己的快乐与满足，就是暴政。
在今日极少数明眼的知识分子看来，民本思想是反民主的，是不平等社会中的不平等思想。但在绝大多数的读书人那里，除了宣扬民本主义，他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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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君权和扼制贪官污吏们的腐败。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民与官与臣与君都一样的是人，脱了皇袍官袍布衣都是一样的身子，都可以享有人格上的平等权利。所以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尽管有几个胆子大的，反对专制，试图限制君权的膨胀，但却不敢反对君本位和官本位的既定社会秩序。黄宗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反对专制，但手中所持有的批判武器却是民本主义，其《明夷待访录》基本上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阐扬。就连清末的一些思想家提倡民主政治，仍然没有挣脱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束缚。
康有为就曾说：“国之所主，以为民也。……故民为本而君为末，此孔子第一大义，一部春秋，皆由此发。”
①孙中山早年组织兴中会，兴中会宣言所贯穿的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后来他宣传三民主义，还是没有脱离民本主义的羁绊，说：“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
②
比起清末民初的读书人，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自然要深邃得多，但是，在如何看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所主张的，仍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调调。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民本与民主并不是一码子事，但又认为，中国现代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离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第一，民本主义可以当作民主建设的思想基础；第二，民本主义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重要内容，于民主
①康有为：《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卷二。
②转引自韦政通：《中国的智慧》，第３９页，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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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具有道德祈向价值。而且，像张君劢、钱穆等人甚至仍然守着“古已有之”的信条，认为民主这东西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我们的祖先那里早就有了，并由此断定传统儒学于中国的民主建设富有直接性的理论意义。前文在介绍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时，我们已经引用过他一段有关“古已有之”的文字。在此段文字里，他不仅认为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古代中国早就有了，而且西方人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下面，我们再引介他的几段文字，看看他是怎样论述儒学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关系的。
“孟子对齐宣王之汤放桀、武王伐纣问题，答曰：‘于传有之。
‘齐王又曰：’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曰：’赋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所言与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之语曰：’假令有长期不断之弊政与篡夺，足以证明其意图之在于使其政体成为专制主义，则人民之权利人民之义务，应驱除此种政府，应另择治者为未来安全之计。
‘又曰：’君主之品性，征之于所作为之成为暴君，则不合于为自由民之治者‘云云，有何以异乎。此可以尊定民主，而鼓我勇气者一也。
孟子对齐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故曰国人杀之也。
‘孟子此段文字，殆由古代询国危询国迁之遗俗而来。虽去现代民主国会甚远，然被治者同意之种子已在其中矣。此可以奠定民主，鼓我勇气者二也。
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于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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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