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82章

”
，这样原来的陈述就成了“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不是司各特”
，乔治四世这位在欧洲受过头等教养的人在此只对同一律发生兴趣，这是无法让人相信的。
解决这些混乱的关键在于区分专名与谓词表达式。
“司各特”
、“乔治四世”这些都属于专名，它代表一个特殊的个体，它的意义即指称一个具体的对象，“司各特”
这个专名即指司各特这个具体的人；“《瓦弗利》的作者”
、“中国的首都”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这些是确定的摹状词，它指述某一特定事物某方面的特征。确定的摹状词与专名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一但经过逻辑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确定的摹状词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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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不完全的符号”
，一个不饱和的Ｘ，因而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还是让我们回到罗素的例子上来。
关于“金山不存在”
，金山只是一个摹状词而不是专名，它可被分析为：就Ｘ的一切值而言（１）
Ｘ是金的（２）有且仅有一个对象与Ｘ等同，并且（３）
Ｘ是金的。这样原来作为主词的“金山”就已不再作为主词而成了谓词了；同样，关于“现在的法国国王是个秃头”
，经过逻辑分析“现在法国国王”这个摹状词也不再处于命题中的逻辑主词的地位，经过分析的句子应是这样：有一个对象譬如说Ｘ，使得（１）有一个对象是现在法国的国王（２）
有且仅有一个对象与Ｘ等同并且（３）
Ｘ是秃头。关于“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否是《瓦弗利》的作者”
，其中“司各特是《瓦弗利》的作者”的真正的逻辑形式是“有一个且仅仅一个对象写了《瓦弗利》，并且司各特与这个对象是同一的。”
这样“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特是否是《瓦弗利》的作者”实际上是指，乔治四世想要知道，是否有一个且仅仅一个人写了《瓦弗利》并且司各特就是这个人。这样一分析，整个子虚乌有的领域诸如“圆的方”
、“太阳神”
、“木的铁”等等都可以得到妥善地处理了。
我们不要小看罗素这一近乎语言游戏的小小变动，它可启发了整整一代人的思路，哲学家们从此真正意识到自然语言的语法结构往往与其真正的逻辑结构并不一致，所以才有必要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逻辑才是哲学的本质。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是语言的问题，比如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按照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专名和摹状词在逻辑地位上根本不同，摹状词不能作命题的逻辑主词，只有专名才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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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词，而一旦专名作主词出现，它的指称物的存在已不言而喻地蕴含其中，因此在严格的逻辑句法中，专名与存在是不能连在一起的，“存在”根本就不是一个谓词。
为了严格起见，我们还得指出，罗素后来认为上述例子中的专名都是些“普通专名”
，如果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这些普通专名往往也不过是一些改头换面的确定的摹状词而已。比如说“苏格拉底”看似一个专名，但我们今天使用苏格拉底这个词时，实际上是在使用一个摹状词，我们无非是说“这位柏拉图的老师”
、这位自愿喝毒酒的哲学家“
、“这位为逻辑学家断定为会死的人”等等，真正的专名只能是逻辑专名，它特指那些不能用确定的摹状词来表述的东西，这种意义上的专名或许只有“这”或“那”这样纯粹的指示词。
这里牵涉到罗素的知识论的看法，比如说“故宫在北京市”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可以问你知道故宫在北京市吗？一个人可能说，我当然知道，我对它很熟，我就在里面当清洁工，我还在里面住过几夜呢；另一个可能说，我当然知道了，小时候历史书上就讲过，以后在《末代皇帝》的电影中又看见过。前一个人的知就是“亲知”
，后一个人的知只能算是“摹状的知”
，是道听途说得来的，是由他人的描述得知的。
一切摹状的知最终依赖于“亲知”
，复合命题都最终可以分析为原子命题，而“亲知”最终的形式就是当下的感觉，“这是红的，”
“那是蓝的”
，等等。
罗素另一个重要的哲学建树是“类型论”这涉及到著名的罗素悖论问题即“由所有不是自身的分子的类构成的类”
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技术表达比较抽象，我们且举一个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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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例子来表示它，一个理发店的理发匠就说是Ａ吧，他给自己定了一条严格的规矩：他只给那些不亲自动手刮胡子的人刮胡子。
设若Ｂ从不动手给自己刮胡子，那么按规矩，Ａ就给Ｂ刮胡子；设若Ｃ天天自己动手刮胡子，那么按规矩Ａ就不给Ｃ刮胡子。
罗素的悖论是：这位老Ａ给不给自己刮胡子？
如果他亲自动手给自己刮胡子，那么按规矩他就不应给自己刮胡子；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胡子，同样按规矩，他就应给自己刮胡子。
这个悖论难倒无数个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它的原型就是著名的“说谎者悖论”
，一位克里特人恩披美尼德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悖论表达得更简单一些：“我现在在说谎”这到底是在说谎还是在说实话？
罗素的解决方案就是类型论。他认为，说谎者之类的悖论的关键在于恶性循环的推理，在于不合性全体的关涉，说到那种不是作为本身成员的类是或不是它本身的一个成员，其实既非真亦非假，而是无意义的。当说谎者在说“我在说谎”时实际上是在断定“我断定的任何东西都是假的”
，而这一断定本身涉及到了他的那些断定的全体，而且同时又把这一断定包含在这一全体中了，于是才有悖的产生。罗素的建议是，我们必须把涉及某个命题全体的命题同并不涉及这一命题全体的命题区分开来，那些涉及某个命题全体的命题决不能成为这个全体的分子。换言之，我们必须把命题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果他说，我正在断定一个第一类型的假命题，那么事实上，既然他这个陈述涉及第一类型命题的全体，这个陈述本身就是属于第二类型，因此，他说他正在断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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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假命题就不真，因而他仍然是一个说谎者。同样，如果他说他正在断定第３００个类型的假命题，那么这个断定本身就是第３０１个类型的陈述，因此他仍然是个说谎者，悖论因区分不同的逻辑类型而消失了。
罗素本人曾说过，哲学价值的大部分在于问题本身，而不在于问题的答案。这句话用于评价罗素本人的哲学思想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他的知识论、他的摹状词理论、他的类型论都受了来自各方面的严厉批判，但他提出的问题本身，他提出要区分命题表面形式和真正的逻辑形式，要区分不同的逻辑类型等等，却整整影响一代分析哲学的发展，他是无愧是时代的巨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许多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哲学家不同。
罗素对中国充满着浓厚的感情。
１９２０年他应北京大学之邀，携自己的情人陶娜访问中国，当时英国政府一直对罗素的行踪加以秘密监视，并明确表示如果罗素在中国散播破坏英国政府利益的言论就应采取坚决行动，其中包括建议中国政府驱逐他出境。他的名字很快就被英国军事情报当局列入了“凶手、特务和不光彩分子”的名单中的第６名，罗素在上海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杭州之游则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给奥托琳的信中说“这个国家比意大利更古老，更富有人情味，这里风景如画，人民乐观，和蔼可亲，比任何我知道的国民都更爱笑……”在长沙他会见了当时来中国讲学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北京他对１５００名学生发表演讲，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了听讲。中国学术界对罗素的兴趣甚高，专门组织了“罗素研究社”
，发行《罗素月刊》。不巧的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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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去保定的演讲中，由于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