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87章

在能够达到健全的人类理解观念之前，先得治好他自己的许多理解方面的毛病。当哲学家使用“知识”
、“存在”
、“客体”
、“我”
、“命题”这类字眼并且想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就得时时提醒自己：“这些字眼在一种语言中、在‘它自己的老家’中是否真是这样使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的老家。哲学不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只是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保持现状，它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由于一切都在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哲学问题应该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使我能够在想要从事哲学的时候罢手不干——使哲学得以安宁，因此哲学不再受它自身制造出来的问题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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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对他来说再一次成为没有什么好搞的劳什子了，他私下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当哲学教授是“一件荒谬的工作”
、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他对身边的医生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然后便沉默了，当然这一次是永久的沉默了。
二、硬心肠的维也纳学派
事实真理与必然真理在哲学史上的划分由来已久。休谟在其《人类理解研究》曾对此划分做过一段经典的表述：抽象科学和论证的唯一对象是量和数，经验科学则只涉及事实与存在的东西。现在我们依这一原则去巡游一下图书馆，我们必然会造成什么样的浩劫呢？如果我在手里拿起任何一卷书来，例如一本神学书或经院形而上学书来，那么我们就要问：它包含任何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没有。它包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进烈火中：因为它包含的不过是诡辩和幻想。
休谟这一问确实问出了问题，不过他却忘了问一下：《人类理解研究》是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不是。那么它是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
也不是。
这样问题就麻烦了。
幸好休谟疏于此问，不然我们今天就读不到这样一部颇有影响的哲学名著了，也就更不知道他曾提出过这么一个焚书的建议了。
休谟的香火终于延续了下来，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自然科学的命题与逻辑、数学命题之外的所有言说斥为胡说，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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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影子在里面，至于受维特根斯坦影响颇深的维也纳学派更是将休谟的精神发扬光大，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学派，维也纳学派成立于本世纪的２０年代，它的发起者是石里克（Ｍ。
Ｓｃｈｉｃｋ）
，他从１９２２年起就担任了有着实证主义传统的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是大物理学家普朗克（Ｍ。
Ｐｌａｎｃｋ）的高足，据说他在１９１７年发表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一文深得爱因斯坦的首肯，他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能理解相对论的几个少数学者之一。由于石里克教授本人在人格与智慧上的魅力，在他周围很快集结了一个由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小团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维也纳学派，由于他们把逻辑分析与实证主义相结合，因此他们的观点又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魏思曼（Ｆ。Ｗａｉｓｍａｎ）
、哈恩（Ｈ。Ｈａｈｎ）
、费格尔（Ｈ。
Ｆｅｉｇｌ）
、卡尔纳普（Ｒ。
Ｃａｒｎａｐ）
、纽拉特（Ｏ。
Ｎｅｕｒａｔｈ）
、哥德尔（Ｋ。
Ｇｏｄｅｌ）
、克拉夫特（Ｖ。
Ｋｒａｆｔ）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个学派定期聚会，合作研究，很快就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倾向。
１９２９年卡尔纳普、哈恩、纽拉特联合发表了《维也纳学派——它的科学世界观》一文，宣布自己归属于休谟、孔德、马赫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翌年主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认识》。
维也纳学派很快就成了当时世界哲坛颇有影响的思想流派，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支持者、同情者。在柏林以莱欣巴赫（Ｈ。
Ｒｅｉｃｈｅｎ
ｂａｃｈ）
、亨普尔（Ｈｅｍｐｅｌ）为代表的柏林学派，在华沙卢卡谢维奇（Ｊ。
Ｌｕｋ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塔斯基（Ａ。
Ｔａｒｓｋｉ）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与之遥遥呼应；在英国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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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艾耶尔（Ａ。
Ａｙｅｒ）为之摇旗呐喊；在美国、在法国、在捷克、在斯堪的那维亚也都有响应者。
３０年代后，随着纳粹势力的扩张，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１９３６年，学派的领袖石里克死于非命。学派的主力成员，卡尔纳普、哥德尔、费格尔以及莱欣巴赫、亨普尔、塔斯基也纷纷移居美国。当德军宣布占领奥地利时，这个学派也就最后解体了。不过随着学派成员流落他乡，学派的思想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美国，由于卡尔纳普等人的活动，逻辑实证主义一时成为当时美国哲学界中的“显学”。它很快便与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思想产生了有益的互动，最终产生了以蒯因（Ｗ。
Ｑｕｉｎｅ）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另外，普通语义学、操作主义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它的影响。
拒斥形而上学本来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专利。早在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那里，形而上学就因为超出人类的有限经验范围而被拒于人类的知识系统之外；在马赫为代表的马赫主义那里，由于将世界本原归为非心非物的“中立要素”而使形而上学失去了立足之地。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倒不是因为形而上学问题太难超出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无法得到解决，而是因为形而上学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只是一个伪问题，因而它根本上无意义的，故必须加以拒斥。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什么是伪问题？
什么是有意义？
什么是无意义？这就涉及到意义标准问题。
这个标准就是证实原则。证实原则并不是去验证命题的对与错，这不关乎哲学家的事，要紧的是在问命题对错之前先要看看这个命题是不是真正的命题，真正的命题才有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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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因此与真正的命题相对的不是错误的命题而是虚假的命题，是伪命题，伪命题没有对错之分，它根本上就是无意义的。
因此维也纳学派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逻辑问题。
有意义的命题有两种，一种是其真假只是由于形式，比如说“一切未婚男子都没结婚的”
，其中“未婚的”一词就包含有没结婚的意思，也就是说句中的谓词（没结婚的）完全可以在主词（一切未婚的男子）中分析出来，因此这类命题就叫“分析命题”
，分析命题不告诉我们任何实际的内容。另一种命题其真假并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验证，这类命题就叫“综合命题”
，比如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
，我们从主词（玫瑰花）中并不能必然推出谓词（红的）
，它对实际内容是有所定的。现在维也纳学派就可以给意义标准一个概括了：命题的意义在于证实它的方法，这也就是所谓的证实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使命题有意义就必须能给人指出在什么条件它可以是真的，在什么条件它可以是假的。比如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三个人”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别扭，但我们总可以找三个人，让他们站在针尖上试一下（当然不会有人想试）
，换言之，我们总可以找出证实它的方法，因而是有意义的命题。但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三个天使”则就是完全无意义的命题了，这是根本无法加以验证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请不来三个天使到针尖上站一下。
证实是原则上的可证实性。限于技术，有的命题可能在某个时候无法加以实证的证实，但在原则上或者说在逻辑上可以证实。比如说“太阳的中心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