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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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60年代末嬉皮士一代崛起后,《纽约人》势头看衰。这代人是反叛自己父母的一代,拒绝父母们喜欢的《纽约人》。如今保守主义崛起,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等,都在侵蚀《纽约人》的地盘。1990年代末,《纽约人》就开始赔钱,一年损失高达600万美元。财政状况不佳,确实使杂志有些像个高寿的老人了。杂志也许还能够支持。但是,《纽约人》恐怕永远无法重新占据其20世纪绝无仅有的文化地位了。
美国媒体的高产
美国媒体在全球化时代享有话语霸权,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霸权的建立,当然和美国媒体财大气粗有关。不过,媒体从业人员的生产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媒体质量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注意。
这个问题,在我开始给国内媒体写作时特别明显地反映出来。在两年多内,我的专栏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东方早报》、《足球》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上出现。另外,还有许多不定期的约稿。题目从经济到足球,几乎无所不谈。于是有些人开始惊呼:薛涌灌水!薛涌乱写!显然,在国内一些人看来,稿子写得太多,题目太广,没法儿让人把你当真。
那些批评我的人,除了我写得太多、太广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意见。实际上,许多媒体的编辑们为我的名字的出现频率太多而犯愁。他们能找到水平接近的文章,就不会用我的。问题是找不到。我和国内人士进行过几个辩论,到今天还没有被打败过。我可以一天写4篇稿子,谈不同的问题,照样篇篇在国内媒体中达到一流水平。怎么个“灌水”法?
后来发现,这种彼此之不认同,其实是中美媒体文化差异的反映。中国的媒体,阵容庞大到个人的产量有限。你要是到美国一看,就傻了眼了:几乎个个高产,人人“灌水”。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一般每周在本报上版两次。这是固定的专栏。同时,在其他报纸,也不断发表文章。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一天到晚上电视,对国内外局势发表即时评论。你要是关心时政,几乎每天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除此以外,他们还著书立说,到大学讲课,你简直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睡觉,|Qī|shu|ωang|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读书了。
他们讨论的范围,从总统政治,国际局势,一直到棒球,几乎无所不包。说他们“灌水”吗?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每次听他们谈话,读他们的文章,都有些收益。你不能不承认,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确实是有些功夫,换别人是干不了这个活儿的。
这是美国文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比一流大学中的教授厉害多了。挣得大概也比大学教授多十几倍。其中布鲁克斯(DavidBrooks),是我颇为佩服的一位。他是保守派,我多少有自由派倾向。但他一开口,我就得洗耳恭听。此君和我同岁,大学毕业后,一度想读博士。但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见了萨义德等许多顶尖学者,发现他们讲的自己完全听不懂,于是放弃博士之念,进了媒体,从记者一直干到著名的专栏作家。他除了每周在《纽约时报》出现两次外,还每周五作为右翼评论员,出现在公共电视台著名的“新闻小时”上,对一周时事进行分析。每次说话,句子都特别短,一针见血。大部分时间压了其左派的对手一头。另外,他被耶鲁法学院请去讲课,出版了两本记录当今美国社会的专著,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历史学会的机关刊物,把他当作一个顶尖历史学家来采访。其著作自然也被历史系采用。
这些人运行的逻辑是什么?第一,如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的任何“话语”,都是在直截了当的公共辩论中产生。任何人都有接触信息、参与政治和文化辩论的权利,大家不迷信大学里的教授,自然也不在乎你是哪个专业的、有无资格谈某个问题。大家要听的是道理,不是你是否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媒体人士,就是靠直接对公众讲话,获得了自己的权威。第二,美国媒体和学术质量甚高。这些人可以现炒现卖。比如今天伊拉克出事,他们可以马上找来有质量的书籍,钻研一通,一个月成为专家。一个月研究伊拉克,一个月研究欧洲,研究跟着时事走。几十年生涯,就使他们无所不知。第三,他们身在媒体,亲自采访,收集第一手材料。老实说,他们是记录历史的人,大学里的历史学家是研究他们的记录的人。他们实际上更有原创性。所以,美国历史学界对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布鲁克斯
如此恭敬,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中文媒体中写作,学的是这些人。目前我在国内媒体取得的一点话语优势,多少说明了美国媒体文化的创造力。
波士顿的马拉松传奇
波士顿的马拉松,号称是世界第一马拉松,吸引的马拉松精英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马拉松。然而,4月18日比赛时,《波士顿环球报》体育版的头一篇文章不是写几个作为夺冠大热门的世界名将,而是一个非凡的女子辛西娅·卢塞罗(CynthiaLucero)。
三年前,28岁的心理学家辛西娅·卢塞罗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赛。按说,参加波士顿马拉松都要有及格的成绩,标准不低,能参赛的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身手不凡。但是,辛西娅·卢塞罗在比赛过程中一路饮水过量,身体无法接受,造成体内严重低钠,在离终点还差4英里时跌倒,被送到医院后,不久死亡。
辛西娅·卢塞罗刚刚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不久。她这次参赛,是为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而募捐。但她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她的死,却给那些和死神苦斗的病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礼物。根据她生前的遗愿,她的器官全部捐献,被立即移植到7个不同的病人身上,一下子救了7条命。
在美国,器官捐献必须有捐献者生前签署的捐献证。比如领汽车驾驶执照时,常常就要决定是否在事故死亡后捐献自己的器官。签了同意条款的,驾驶执照上印有一颗红心,一旦出车祸死亡,救援人员看到这样的驾驶执照,死者的器官就会立即被移植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许多美国人的驾驶执照,都印有这样的红心。
辛西娅·卢塞罗1999年出了车祸,严重受伤,当时被紧急空运到医院抢救。也正是在那个时候,25岁的她意识到生命有多么脆弱,认真地想自己万一这样死去,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于是,她郑重地签下了捐献卡。后来她迅速恢复,2000年还跑了圣迭戈马拉松。
在波士顿出事后,她失去了知觉,而且没有救治的希望。这时她的家庭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她的妹妹和父亲主张捐献器官,但她母亲坚决不同意。在这关键时刻,她妹妹在她的公寓里找到了那张捐献卡,尽力劝妈妈:“姐姐已经不需要这些器官了。还是把它们给那些需要的人吧!”当妈的最终被说动。
与其同时,在死亡线上挣扎、已经坚持不了几天的7个病人,被推进各自的手术室,经过成功的手术,7人全部获救,如今都在过正常的生活。
辛西娅·卢塞罗的善举,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马萨诸塞职业心理学院建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心理健康中心,分发奖学金,组织讲座,举办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长跑比赛。马萨诸塞州的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也以她的名字设立年度奖。她在厄瓜多尔的父母,仿照新英格兰人体器官库的模式,建立了厄瓜多尔第一个器官捐献组织。他的家庭,还访问了接受她的器官的7位从死神那里逃出来的人。其中一个人,在得救后不停地为慈善事业打义工。她说:“每天我一早醒来,第一个要想的是那个延长了我的生命的天使,以及我应该用这些多出来的生命为世界做些什么。”
辛西娅·卢塞罗的父亲则说:“这7个人给我们全家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让我们觉
得辛西娅·卢塞罗还活在他们身上。”他特别不忘去看望那位接受了辛西娅·卢塞罗心脏的女孩。那个孩子当时才14岁,没有心脏移植,已经活不了几天了。如今,她不仅是个正常的少女,而且是学校跳水队的队员。她的父母充满感激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你还能指望接受一个比马拉松运动员的心脏更好的心脏吗?”
辛西娅·卢塞罗的父亲则说,他永远也忘不了拥抱那个女孩的时刻,因为他感到了自己女
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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