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蓝的天空下》第22章

“无法启动，不来油。”眼镜回答。
这段时间，派出所的那辆破越野车让我积累了不少排查故障的经验。我检查了一下，估计是油泵线路出了问题。钻到车下一看，果然有一根油泵电源线在靠近油箱的地方断了。我让李东取来尖嘴钳和防水胶布，正准备再钻下去接线头。从车上下来一个日本人，他上嘴唇上的那缵毛，似曾相识，让我看着很不顺眼。他叽哩呱啦的对我说了一大堆鸟语，我一句也没听懂。戴眼镜的年轻人凑过来翻译：“他说，你好好修，他给你好处。”日本人似乎听懂了，从兜里掏出五十元人民币，在我面前晃了晃，“哟西，哟西。你的好好干，钱的给你。”
气得我差点被一口口水噎死。
“干你倭寇的先人板板！老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不是日本劳工！”我从来没有这样义正词严过。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小声对我说：“注意形象，人家是日本客人。”
我用最大限度的鄙视眼神瞪了他一眼，劈头盖脸对他一顿臭骂：“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瞧瞧你那个长象，看看你的发型，整整一副汉奸嘴脸。”
几个人愣在那里，像泥菩萨的一样看着我。我钻进车里，发动车，扬长而去。格桑还不解恨，扬言要把那个日本妞送到喜玛拉雅山慰问边防军战士。
我调整了一下心情；驾着车回到局里。
看见文毅有些沮丧的样子；我老远就给他打招呼：“文哥；没休息好吗；怎么没精神呢？”他僵硬的笑笑。转念我又在心里骂自己；张远之呀张远之；你咋就像个市井妇人呢？突然开始黯然伤神，其实，我和文毅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我比他高尚吗？我不也一样拉票想当队长，最终没得逞吗？有一句话说，乌鸦笑猪黑。我就是那只最黑的乌鸦，当我得意忘形的嘲笑别人时，别人也在嘲笑我。
这次，局里的变动很大。国保大队的教导员周川到刑警队当了队长；办公室的杨主任到治安大队当队长；余波到治安大队当副队长；达杰当上了办公室主任。派出所没有变动。我想，达杰当上办公室主任，对我而言还是有好处的，我可以到办公室为派出所揩点油。听说办公室进了一批笔记本电脑，我马上找到达杰，让他给派出所配一台，如果不方便就说是暂借。当然，这肯定是黄鼠狼借鸡。达杰想都没想就说不行，如果借给我了，其他派出所也要纷纷效仿。我悻悻离开，心里骂，锤子朋友。
齐月下午六点就出去和朋友聚会，到晚上十一点钟都没有来电话，我打了三次电话她才接，夹杂着波涛汹涌的音乐声说，正在兴头上，还要耍一会儿。有几个人在嘶声哑气的喊她快点，把电话挂了喝酒。我气不打一处来，阴阴的问：“谁发情了？！”齐月火了，“你怎么这样说话！”那一根火绳终于被点燃了。我抬高声调：“我就这样说话，你才发现呀？”“神经病！”她骂了一句便挂了电话。
胸口像堵了一坨油一样难受。我躺在床上拨弄手机，翻到叶子的电话，不由自主地拨过去。“嘟，嘟”响了两声便接通了。说了没有三句话，她就说她现在有事，呆会儿打给我。我等到十二点钟也不见动静。齐月的电话倒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她大概没有想通，要找我理论。我就是不接，最后她气势汹汹的发来短信，问我，不接电话是什么意思？我干脆关掉手机。不到十分钟，又后悔了，又把手机打开。最终还是接了她的电话。还没等我开口，她便哇哇的哭了。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咋办。她边哭边数落我的不是，质问我，当初是怎么承诺的？说我变了，没有当初那样对她好了；说当初就不应该轻易答应我，轻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被人珍惜。说到伤心处还大呼：“妈呀，我当初咋不听您的话呀。”这句话，让我一直对丈母娘耿耿于怀。
长达一个多钟头的揭批、控诉，声讨，让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十恶不赦的卑鄙小人。猛然想起她的好。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她出现在我门口，发梢还滚着水珠。感动得我一把搂住她，泪水夺眶而出。就因为我告诉她我病了，一个人在输液体。
还有一次，她来看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坐了一天的货车，晚上十二点才赶到理塘，衣衫单薄的她，冷得发抖。
一幕幕，历历在目。
接下来，我承认了一切有根据和没有根据的错误，进行了没有原则的检讨，齐月才勉强消气。
合上电话，躺在床上，越想越不对劲，我有那么坏吗？我为什么要承认她强加给我的罪名。
辖区内发生了一起治安案件，包工头打伤了一位民工。对这种恶霸包工头我深恶痛绝，边开车边听李东介绍案情：有一个民工刚到工地上，就发现，工作环境和待遇不像包工头招工时介绍的那样。于是，他决定离开，有他带头，其他打工的也打算不干了。包工头盛怒之下，杀鸡给猴看，动手打伤了那个民工。
我赶到时，几个打工仔正围着那个挨打的民工，坐在工地上的大帐篷里。我走进去，人群闪开，那个挨打的民工赶紧站起来。他蓬着头发，憔悴的脸上长满了胡茬，黑色的中山服因为长期受紫外线照射，已有些泛红。他站在发白的军用帐篷里，像一张老照片。看见我他惊讶的叫了一声：“张远之。”我也很诧异，仔细看时，发现竟是我儿时的玩伴。“狗弟！”我惊呼。这是他的小名。他的眼神在几秒钟的欣喜之后变成了自卑。
“伤重不重？”我急切地问。
“不重，挨了几拳几脚头，头上起了个包。太欺负人了。”
“放心，我们会处理的。”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当时还有哪些人在场？”
民工们低下头，不敢言语。
“是谁报的案？”我回头问李东。
“是个匿名电话，当时只说，让我们快来，包工头打人了。”
“包工头呢？”
“格桑和吴越在给他录口供。”
我招呼大家坐下，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壮胆，他们终于鼓起勇气为狗弟作证，告诉我狗弟挨打的过程。
格桑进来问我，怎么处理这件事？
“把包工头拘留十天。”我斩钉截铁的说。
“家乡好吗？”我问狗弟。
我们已很多年没在一起了，小学毕业后他就辍学了，我的父母勒紧裤腰带，把我送进了城里的中学。
“这些年日子好过些了，没有以前穷了。我们上小学那会儿，家里连斤白面都买不起。”他抠着衣襟说。
狗弟提起小时候，倒让我想起一事来。八六年，狗弟抢了我一个白面馒头。那时候，我们离家远的学生都自带午饭，在学校里吃。爸爸在机关上班的一位朋友，给了爸爸二十斤细粮的粮票。那天中午，我刚把馒头陶出来，还没来得及送到嘴边。狗弟就像猎狗一样扑上来，把馒头叼走了。我追上去，他赶紧在馒头上“呸，呸”吐了两口口水。我嚎啕大哭，说要告诉老师。他转过身来，用手卡住我的脖子，警告我，再嚷嚷就修理我。很多年以后，每当饥饿的时候，还时常让我想起那块馒头。
今天，狗弟拘谨的坐在我面前，是那么的不对等，那么的不相称。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件事。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我今天做警察，其中是否也有他的“功劳”。
我和狗弟一直谈到深夜，其他民工陆续散去。
“你休息吧。”我说。
“好，你也该回去了。”他点头起身。
“你住哪里？”我问。
他抬手指着门外不远的一个小帐篷：
“就那里。”
我看着狗弟向他住的帐篷走去，月光照在那顶矮小的帐篷上，发出冷冷的光，像一座古冢。我打了一个寒颤，他在快到帐篷门口时，回头冲我挥挥手说：“你回去吧。”
包工头的朋友提着一条云烟来找我求情，被我当场拒绝。文毅也打来电话说，包工头是他爱人的表弟。我打着哈哈说：“哎呀，文哥，你咋不早说呢，现在恐怕不好办了，处罚决定都已经下了。”虽然语气很软，但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文毅无奈的说，那只好这样了。
没过多久，传来消息说，包工头那方把我告了，说我徇私枉法，执法不公。说那个民工是我老家的亲戚。紧接着，又是上面来人，又是调查。吴越说，肯定是文毅在捣鬼。我心里也这样想，但嘴上告诫吴越，别乱讲话。格桑给我出主意：“张所，调查组的人来了，还是请他们吃顿饭吧，这样好说话。”
“不请，我又不是包工头，没钱。”我心说，老子拿那钱喂狗都不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