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86章

。在福柯眼里，肉体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即肉体处于政治领域内，臣属于对其有所约束、授予、标志、训练、折磨、强制等的权力关系。肉体不是一个社会戒律所不能触及的纯洁物，而是在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被确定为社会训练、塑造和操纵的结果。
不仅心灵和肉体都是不稳定的，不足以作为理解人类的主要参照系，而且社会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理解也是不稳定的，因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理解也是会变的。福柯的《我，皮埃尔。里维埃，谋杀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证明了这一点。
福柯通过性与性征之间关系的论述，表明了并不存在人类本质或人性。性征，即性的话语，是首要的。性本身是性征的产物，先有性征，后有性，性在历史上从属于性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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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形象。性并非人类的本质，而是权力关系的密集的传递点②。
在福柯与Ｎ。乔姆斯基所作的题为《人性：正义对权力》的电视辩论会上，尽管他们都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作了深刻批判，但他们关于人性、权力和正义的基本理解却截然不同。乔姆斯基从笛卡尔理性主义出发，认为人性是存在的。因为除非存在着某种相对固定的人性，否则真正的科学理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人性的基本组分是图式、天生的控制原则，它们指引着我们的社会、理智和个体行为。
而福柯则对人性观念有些怀疑，因为他认为，科学能够使用的概念或观念，并不都具有相同的透明程度，并且一般来说，它们在科学话语中，既没有相同的功能，又没有相同的用法。他以生物学为例，认为生命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认识论指示者，籍此，分类、限制和其他功能对科学讨论施加影响。同理，语言学家并不是通过人性，才发现了辅音变迁的规律，弗洛伊德并不是诉诸人性才发现了梦析原则，文化人类学家也不是凭借人性才发现了神话的结构。
在知识史中，人性的观念主要起了认识论指示者的作用，以便规定相关于或有悖于神学、生物学或历史的某些话语类型。福柯认为很难在知识史中发现这个科学概念。于是，福柯把“人性存在吗？”这个问题转变为“人性概念在西方社会中如何起作用？”
他并没有拒斥人性之类的普遍概念，而是把它们放在历史中加以考察。
与人性问题有关的是，他们各人对政治的看法。由于乔姆斯基认为存在着普遍人性，存在着创造工作和自由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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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人类需要，而西方文化却排除了满足这一需要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即创造一种基于人性概念之上的人道主义社会理论。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把人性概念当作确定社会正义与否的一个标准，并使用自己的理性去阐述有关更人道的、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恰当见解。福柯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致力于第一原则、乌托邦之类的普遍抽象物，然而，这种探求却使我们几乎无视权力在西方社会中的具体操作。
我们的任务是抛弃这些抽象物，转而研究权力在西方社会中的实际实施问题。在福柯看来，“西方社会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批判那里既显得中立，又显得独立的机构的运作；以这样一种方式批判，即将要揭穿总是通过它们而模糊地实施自身的那种政治暴力，以便人们能与之战斗。
③
显然，福柯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主体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真正自由取决于在劳动中社会给人提供的实际可能性。人性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
马克思提出了有关人的规范性概念，即它具有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能宣明的潜在性特征。因为在人们劳动的种种条件下，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劳动看成是他们的类存在的表达，因此，劳动从未得到如此这般的实现。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这不仅在于人们的特殊生命形式，人们的意识、需求和目的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方式等本质要素都是在劳动中形成和发展的，而且还在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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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劳动。人的劳动是自我意识的、自主的、创造性的和社会性的，这些特性体现了人的类特征。
由于福柯看不到基本的人类属性，因此他所说的权力并不囿于某个或某些领域内。福柯的权力分析排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结构，否认单一的线性权力观。他把权力简单看成多重力量关系的动力构型。福柯思考的并不是权力机制的宏观形式，而是其微观的存在方式，即权力深入个体的细微处，触摸它们的肉体，并强加于他们的行动和态度、他们的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中。
由于马克思把劳动当作人的本质活动，因而他把权力置于包含了劳动的社会实践，即经济领域内。
作为劳动的条件，人类的生产方式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组成。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人性是由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人性之所以没有得到真正实现，是因为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未有助于这种实现。这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尤为明显。对此，福柯是不会赞同的。
他认为，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梦想着获得最终解放了的人性。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借以设计、计划并最终实现解放了的人性所使用的模式却是资产阶级模式，当时的苏联就是如此。因此，福柯认为并无资产阶级人性和无产阶级人性之分④。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是重要的独立变量。因此，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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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尽管福柯与马克思都认为人类受到种种内外因素的限制，但马克思认为这种制约因素（权力）是来自经济领域内的，而福柯则认为，权力关系是多种多样的。
与人性观、权力观密切相联系，福柯的历史观也较为特殊。由于他使用“考古学”
、“谱系学”
、“间断性”
、“反科学”这些非正统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历史分析，由于没有明显地勾勒出一种历史理论，因此，有人称他为“反历史的历史学家”
，他所描述的历史也就成了“历史的非历史”。
在历史发展观上，人们通常认为历史的“起源”
，要么内源于历史过程，即内在于变化过程，其代表人物有亚里士多德、斯宾塞、孔德等。要么是外在于历史过程，即“世界创造者”
、上帝、“绝对精神”等主宰着所有历史发展，其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奥古斯丁和黑格尔。这两种倾向都认为，一个未受境遇束缚的原则特定地安排并和谐地组织了历史。它们通常引入了一个超历史的视角，这种视角把一个既具有历史实质，又具有历史方向的样式赋予给历史了。历史实质具有某个动力或过程，历史方向描绘了历史事件从起点到终点的行进方法。因而，它们的历史是连续的、有目的的、有意义的。
然而，福柯的历史变化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点，他甚至于不愿意讨论历史起源问题。因而与传统历史根本区别开来了。传统历史通过否认历史事件的历史性和特殊性，从而才使历史发展观合法化。
福柯提出了“实际的”历史以取代传统的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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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拒绝把特殊事件塞入总的说明框架或宏观的概念网络中。相反，它保留了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和特殊性，排除了传统史对超历史手段的使用，排除了任何先验的参照，从而直接地现实地构成一个个历史事件。福柯在晚年是依据“真理游戏”来思考历史的，通过这一游戏，存在物被历史地构建为经验，即某种能够被思考和必须被思考的东西。
在论述思想史时，福柯指出，我们必须在任何目的论都不能事先加以还原的间断性中去分析思想史；在任何预先确立起来的视域都不能加以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