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87章

在论述思想史时，福柯指出，我们必须在任何目的论都不能事先加以还原的间断性中去分析思想史；在任何预先确立起来的视域都不能加以拥有的散布中，把它寻找出来；允许它在任何先验构建都不能在其上强加主体形式的无名性中展开；让它向一种并不允诺任何开端之返回的时间性中畅开⑤。
福柯的历史分析具体体现了法国理智文化中的反总体化倾向。
《词与物》制定了批判作为人类学基础的总体性的方法论基础。福柯批判由康德开创的人类学的核心，就是拒斥由康德精心制作的现代总体性概念。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论证说，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认识论变换已经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想的进化，而形成的漫长系列；它已经质疑了会聚和实现的主题；它已怀疑了总体性的可能性⑥。
历史研究并不揭示一个永恒的或统一的过程，而是永恒斗争和权力起伏的场所。历史事件为话语所产生和养育。一个历史“时期”并不是考古学的一个“对象”
、“视域”或“基本单元”
，考古学开口说话总是依据一组特殊的“话语实践”
⑦。历史代表着逻各斯的展开和回忆，语言是历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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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灵感。语言并不是一个符号，而是直接跃迁到所指，据此语言使所有意味都充满激情。
如果把历史看作一个单一过程，那就会忽视间断性、断裂、变迁、各种相互竞争的叙述和短暂的、非规则的话语。
当６０年代未，大部分知识分子皈依局部的政治斗争和反马克思主义时，福柯与“新哲学”一起批判了总体化的政治策略和运动，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的政治视角，或者忽视了理性、疾病、癫狂、犯罪和性征等不能归结为经济和阶级的大量“非政治的”政治学领域、压抑和冲突的领域，或者使它们从属于政治领域；并认为总体化方法阻碍了理论研究，束缚了政治行动，限制了政治想象力。因此，福柯不仅从方法论上，而且还从政治上，反对总体化倾向。
在总体性问题上，福柯执着于限制理论家的认识论立场的范围，因而他拒绝使自己的立场系统化，甚或在很大程度上阐明种种概念。萨特则与之相反，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是如此需要作认识论澄清，以至于他把整个批判理论的大厦建立在知识的行动上。他认为理论家的责任就是在知识领域内实施总体化。
在反对总体化理论上，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着密切联系。早期霍克海默批判了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后期阿多诺对总体的真理和进步的观念表示怀疑。很多人在历史进步和总体化历史上表现出怀疑的悲观主义，其典型的哲学表达就是把先前统一的总体性概念分解成多个总体性概念，其中每一个都具有不同的价值内涵。例如，韦伯就否认历史是一个解放过程，他把现代社会的能动倾向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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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威胁，它只是允诺了更多的异化、非人化和对人类自由的进一步违犯。在这方面，齐美尔也同意，所有确实性的估价都致力于主体的总体性，个体主体被各不相同地视作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和最高仲裁者，文化的真正主体以及释义学可以接近的唯一单元。因此，文化悲观主义隐退到主体性里面去了。
然而，与霍克海默、阿多诺、韦伯和齐美尔不同的是，福柯批判总体性理论，其核心就在于把总体性概念从主体这个最后庇护所中驱逐出去了。他的总体性批判植根于他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福柯拒斥本质主义的主体观，即把统一的和不变的主体看成关于理性法则的和自由道德和社会行动的所有价值的创造和合法性的起源和场所，并因此作为理性与自由之间和谐一致的可能性的最终保证。
福柯反对总体化理论，其重要结果就是否认历史主体的任何合法性形式。历史主体并没有任何优先的存在。历史主体决不能宣称理解了自然状态、合理性或者本体论上优先的存在的理由。历史主体的存在归因于历史的偶然事件的纯粹联系。历史主体没有本质，包括历史主体在内的事物都是社会构建物。
福柯不仅拒斥马克思历史概念中的目的论因素和关于历史动力的观点，而且还怀疑一般的解放主题，尤其反对把解放与自由等同起来。
他在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０日的会谈中指出，在谈论“解放”
时，我们要采取保护措施，作某些限制，否则就会向前回溯到这个想法，即承认确实存在着一个本性或人类基础，作为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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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或经济过程的结果，人性发现自身为某个压抑机制所遮掩、异化或监禁。这种看法认为，人们能够砸开这些压抑锁链，以便与他们自身相协调，再次发现他们的本性或者与他们的根源的全新接触，恢复一种与他们自身的充分和确实关系。福柯并不认为这种看法未经严格检验就能接受下来。他并不是说，解放或自由并不存在。在严格含义上，解放行动真正指的是被殖民者设法摆脱殖民者。但是，即使在这个例子中，解放行动也不足以确立起以后对人民、社会和个人决定他们的生存或政治社会的可接受形式来说是必需的自由的实践。这就是福柯为何坚持自由的实践，而不坚持确实存在的并且就其自身来说并不能决定所有实际的自由形式的种种过程。当然，在某些时候，福柯也承认解放是自由的实践和政治或历史条件。解放开创了新的权力关系，后者必须受制于自由的实践⑧。
由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一个牵涉到劳动的规范概念，由于人性的实现依赖于人类劳动的条件即生产方式，由于生产方式并非一成不变，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对人性实现的理解中包含着其历史观。生产方式是自然和社会对立统一的基础，“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级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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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人们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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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并非一系列偶然事件；历史阶段也并不互不相干，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互取代是有其必然性和目的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就是一个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依次更迭的过程。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毛泽东把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并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描述了这一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进步的实质、动力和标准。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进步既具有相对的一面，又具有绝对的一面，但社会进步的总的历史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内在动因所决定和推动的。社会进步也就是人类进步，它总是具体地、历史地体现在人类的解放程度中，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解放和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解放也就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人类只有废除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才能获得解放了的人性的充分实现，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存在着人性真正实现的劳动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能自我意识地、自主地和创造地投入他们的劳动之中。
必须说明的是，福柯对１９世纪资本主义现象的批判，很容易使人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如福柯在分析各种生物权力的实施时指出，人的积累适应于资本积累，人类团体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扩张以及利润的有差别分配相联系。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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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福柯有时候也作了直接说明，把马克思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福柯更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