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奴役与自由》第46章

“民族的”是民族国家的一个方面，是客体化的一个阶段；而民族主义则是特定阶段上的客体化的绝对化。
在这里，非理性的被理性化，有机的被机械化，人的质迁移到了非人性的真实性中。与此同时，像民族的和人民的进入具体的共相那样，像一切进入个体化阶段那样，民族主义不仅敌视共相主义，而且还反叛共相主义。
当然，它也反叛人格主义。
应以个体和共相的名义废止民族主义。这种废止不意味在个体的与共相的之间缺少关联，而意味走进民族的阶段应是个体的与共相的联合，不应是两者相互的吞食。无论如何，“民族的”都远不如“人民的”更重要。
基督教是人格主义的和共相主义的宗教，不是民族的和种族的宗教。当民族主义发表这种宣言——德意志为着德国人，法兰西为着法国人，俄罗斯为着俄国人，这时，它便显示自己异教的和非人性的本性。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人具有人的意象和上帝的意象，在于人携有精神的源头。民族主义决不可能认可人的这种本性和这种价值，它与人格主义正好相悖。
情感冲动在民族主义那里泛滥成灾。情感为人所有，从这点上看，情感是人性的；但另一方面，情感也最反人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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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外化的力量，最容易把人模塑成奴隶。
认为护卫了德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就算护卫了具体的生存，就算护卫了人或者护卫了一切人，这失之肤浅。一切正好相反。无论护卫一个人，或者护卫一切人，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是人，这才是对人的绝对护卫。仅护卫民族的人，实际上常常是护卫人的抽象特征。
在人的人性中，或者以人性的名义去护卫人，即指涉护卫人自身所携带的上帝的意象，亦即护卫人自身的整体意象。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所在。据此，才不会错误地庇护那些外在于人的东西，如民族性、阶级性等；才能真正护卫一个人，护卫一个具体的、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生存，护卫个体人格。要知道，人所具有的社会的和民族的特性都可以重复，都可能被普遍化和抽象化，从而转注到奴役人的实体上去。
人的更深刻的核心往往就是这样被遮蔽的。
人必须找寻自身更深刻的核心。
对人的深层面的护卫，即护卫人性。民族主义反叛人性和上帝的意象，实在是对人这一意象的罪孽。谁不能视其他民族（如犹太族）的人亲如手足，谁就不仅不是基督徒，甚至也泯灭了自己的人性和自己更深层面的生存的核心。民族主义的激情冲动把人抛向表层，所以人沦为奴隶。它与社会的激情冲动相比，更少人性，更不能证明人是由个体人格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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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贵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贵族主义具有两重意象
人受贵族主义的诱惑，像渴望吞食糖块一样。通常，人们认定贵族主义指涉正面价值，贵族分子都是优秀的，贵族由经过选择的优秀分子组成。于是人常巴望跻身于其中。但实际上，历史的贵族都并非如此模样。这是一桩极复杂的现象。
精神意义上的贵族与社会意义上的贵族完全不同。
社会意义上的贵族显露社会的习惯性，隶属于社会习惯性的法则。在此意义上，这种贵族不自由，受决定论的钳制。
贵族分子在种姓历史中的定型，便使人成为更加受限于外在的奴隶。这种贵族分子受种族传统和遗传性的决定。社会生活的贵族准则也就是遗传性的准则。遗传性即凌驾于个体人格的决定论，它的奴役力远甚于种族的血统的决定论。社会贵族主义是种族的贵族主义，不是个体人的贵族主义，即具有种族的质，不具有个体人的质。维系于这种特性的种族的傲慢是贵族的主要恶习，最无可救药。贵族的特性由遗传给定，它标志种族的精选过程。在这层意义上，贵族主义完全与人格主义相悖。人格主义彰显个体人的准则，不具有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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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种族的质依据于遗传性的决定论。
精神贵族主义迥然异于社会贵族主义。
精神贵族主义是个体人的贵族主义，拥有个体人的质，凝聚着个体人的高贵及才华。人格主义必须以这样的贵族主义为前提。自由的贵族主义拒斥混同于无质的大众，也拒斥种族和种姓的决定论。
社会贵族主义不相信个体人的质的不均等，而相信种族的、种姓的和社会阶级的不均等。它极欣赏取决于血缘遗传性的贵族和取决于金钱遗传性的有产者，认定他们的个体人的质高于那些不崇拜血缘遗传性和金钱遗传性的人的质。因此，为着占据一种优势，它渴求不均等。其实，人的才华从上帝那里得来，而下受惠于种族和财产。人们的个体人的质的不均等与人们的社会的不平等各有其准则，甚至大相径庭。
社会平均化过程始终朝向社会的和阶级的特权，始终更倾向于推进社会的不平等。而人们的个体人的质的不均等，则意味着个体人的贵族主义的形成。
较高的质总归于少数人所有，不可能一下子在大众那里迅速养成。质的选择一开始便发生在小群体中。这少数人拥有高文化的水准，拥有敏锐丰富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甚至连他们的体态和面容也透发出高尚的气息。于是，文化便经由这种贵族主义的道路，得以形成、传播、提高。当然，社会贵族主义并非只具有恶，其中也不乏某种正面的价值。贵族主义中的优秀品格即是豪爽和勇于牺牲，这与喜欢向上爬的ｐａｒｖｅｎｕ（暴发户）
完全不同。
通常，贵族分子的这份野心都更少些，因为他们的出身使他们一降生世间就感到是站在了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社会的上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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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义上，贵族选择的原则抗拒贵族的命定性。选择依从自然的法则，是生物竞争的产物。基督教不承认这种选择。基督教宣告它反叛这个世界的法则，它确信最低微的将成为最高贵的，最高贵的将成为最低微的，确信一切古老的价值都将被革命颠倒过来。
社会贵族主义中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是：养尊处优、傲视寒门、鄙薄劳动、血统优越感（无视个体人的质）
、等级的封闭（无视世界活的运动）
、关注“从哪里来”
（不问“将向何方”）。
可以肯定地说，封闭的贵族群体力图保持昔日的尊位，但“保持”不是抗争、进取，最后断然不能保持得住。社会基础愈拓愈宽，新的力量将一一打入特权的贵族。于此，会发生民主化，质的水平会下降，所以接踵而来的一定是质的重新选择。衰竭了的血统必须新陈代谢，贵族群体的封闭性一定会被突破。在民主化和平民化过程之后，贵族的选择将朝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将不可能滞留于种族遗传性的评判标准。
种姓的贵族主义会很快地消亡，新的贵族将登上舞台。这种新贵族，既可以产生自资产阶级，也可以产生自工农大众。
它烙印着另一种全新的心理特征。
在社会进程中，群体的形成往往通过选择和分化的途径。
每个贵族化了的群体都具有自己的奴役人的形式。每个经由组织和建构了的群体都可能产生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会向社会和国家扩散。官僚制极具强化自己意义的潜力。官僚制的形成是按照职业的准则和国家化了的社会功能的准则，这与形成贵族的准则完全不同。只是官僚制自命不凡，喜欢自视为贵族。
官僚制在发挥对大众的服务功能时是一种扭曲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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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常常自我确定，认定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俨然以生活的主人自居。这样，在它的自我的无限制的膨胀中，它轻易地蜕变成一条寄生虫。任何社会制度都会产生官僚制。革命也一样会产生官僚制奇。сom书。当革命铲除了旧的官僚制时，又很快建构起新的而且更具规模的官僚制。旧官僚制的全班人马可以服务于任何政体，革命会照样启用它们，发挥它们的功效。
塔列兰（）
①的命运和富歇②的象征意义便是这种写照。
d　C　M　H　I　B　C　R俄国革命按照自己的尺度已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制。这意味着新的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