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奴役与自由》第67章

时间的悖异包括：在时间中沉思历史的终结，那么，历史终结所进入的那种时间，既是时间的终结，也是历史时间的终结。历史终结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脱出历史去沉思这些事件。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历史终结，既实现在“此岸”
，也实现在“彼岸”。历史的终结不能发生客体化，但困难是：究竟该如何理解和阐释历史的终结。
凡是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重要的一切，在历史时间里都是悖异。
对启示录有消极的理解和积极的理解。在基督教意识的历史上，大多数总消极地理解启示录。它消极地预感和等待世界的终结，把世界终结的希望完全托附给上帝，仅由上帝去操办，以为世界终结不过是上帝对世界的审判而已。与此相反，积极地理解启示录，则认定世界终结须经由人的积极创造，须依赖于人的积极性，是上帝与人的共同事业。对世界终结的消极等待，伴随着恐惧的感受。积极准备世界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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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是挣扎，充满胜利的感受。
启示的意识可能常常是保守反动的，但也可能是革命创造的。当然，启示应该成为革命创造的启示。启示的感受是举双臂恭迎世界终结的到来，这会使作恶者感到害怕。一切消亡着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级，都会轻易将自己的死亡系之于世界的终结。法国大革命及遍地狼烟的战争催生了启示的情绪，还有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也有这样的效果。
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是消极型的启示意识，费多洛夫才是积极和富有创造的启示意识。
这里，尽管费多洛夫的哲学思想未尽人意，但他对启示录的阐释颇有天才的独见。面临死亡，保守反动的启示意识体认恐惧，因为它自身便是历史的圣物；而革命的创造的启示意识，以积极创造的态度朝向人的个体人格的拓展，也朝向关联于个体人格准则的社会的建构。
积极审视历史终结的前提在于：人的意识结构要经由长期或短期的变革，在历史时间里要实现精神革命和社会革命。
这种实现不能仅凭人的力量，当然也不能没有人的力量，否则会演为消极的等待。变革世界的精神胚芽即是存于人自身的精神积极性。
费多洛夫曾激励人焕发这种积极性，他认为，这意味着基督教意识的长足挺进。但遗憾的是，费多洛夫没有关注到主体朝向客体化的问题，人的意识结构在他那里一成不变。旨在实现终结的精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攻克人的意识幻象。
积极的末世主义是人进行创造的证明。人一旦脱出客体化的统治，便会以全新的视点看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生存时间战胜历史时间，是创造的主体性战胜客体化，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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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格战胜共相－普遍的，是生存的社会战胜客体化的社会。
客体化使人服从有限的（东西）
，强化有限的（东西）
，与此同时，也使人陷在数学式的量的无限性前景中。历史的终结是人脱出有限性，是开辟质的无限性（即永恒性）的前景。
积极的末世主义导向攻克客体化，导向攻克客体化的虚伪的化身。基督教是末世论的生存，但不是禁欲主义的末世论，而是革命的末世论。否弃基督教具有末世论性质，便会倾向于顺应客体化世界的条件，向历史时间投降。
客体化繁衍种种意识的幻象，这些幻象有时是保守反动的，有时是革命的乌托邦式的。
像世界和谐在将来的投射，我们从进步的宗教中便常可见到，其实，这是意识的幻象。要在历史时间的断面中沉思将来，那么只有在生存时间（时间的终结和历史时间的终结）里去沉思。如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天才的辩证法，如别林斯基说的上帝所发的进入世界和谐的返回门票，都发生在这里。这是对客体化的拒斥。以为上帝王国等同于教会、上帝王国的末世论思想等同于教会的历史思想，这是客体化意识产出的幻象。奥古斯丁便是这样做的。其结果不仅产生神圣化，也产生对历史客体化的产物（教会）的盲目崇拜。而教会在事实上早已演变为社会制度、神权国家和生活的僵死形式。
真正的“千年王国说”是既在天堂也在人间企盼上帝王国的光临。但过去，却是天堂与人间断然分隔，信奉一种虚幻的“千年王国说”。它把人和人间的一切过分地神圣化，完全隶属纯粹的历史时间。应该是：发生在存在时间中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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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事件所具有的攻克历史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天堂，也体现在人间。
“客观的世界”
垒筑在意识幻象之上，意识幻象在那里节节取胜。变革意识结构的人的创造，也许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加固物，是文化，也许还是世界的解放和历史的终结。而这意味着创造一个真实的而非象征的上帝王国。于此，上帝王国不仅意味着赎罪和返回圣地，也意味着创造新世界。毫不夸张地说，人的一切真正的解救行动都汇聚在这里，也都导向这里。
这不仅是另一个世界，也是转化了的这一个世界。
这是人脱出自然桎梏的解救，是动物界的解救。人作为人的保障正在这里。
创造新世界，从眼前开始，实现在瞬间之中。精神性的拓展和求解救的意志是这个新世界的源头。在此，创造行动与创造结果之间没有异己性，创造结果置在创造行动中，它不发生外化，自身的创造就是自身的体现。个体人格抗击共相－普遍的和客体的奴役，抗击客体化繁衍出来的一切圣物，抗击自然的必然性，抗击社会的暴虐。个体人格肩负一切自然的、一切生物的、一切人的命运的责任。个体人格体认世界的一切历史，并把这作为自己的历史。人抗击历史的奴役不应为着自身的隔绝，而应为着一切历史走进自身的无限的主体性。在这种主体性中，世界仅仅是人的一个部分。
人格主义始终如一的需求是世界终结和历史终结。
对此，人不是在恐惧与忧虑中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创造地准备着。
这意味意识的导向必须发生根本的转变，必须彻底脱出取用了客观真实性的形式的意识幻象。攻克客体化，是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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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幻象主义和假现实主义之名的象征主义的攻克。这也是人脱出梦魇般的幻象，战胜奴役人的客体化，战胜置人于客体化时间中的二元论。
人的解救之路经由痛苦、十字架、死亡，走向复活。唯有一切有生命的和活着的都复活，才能与世界进程调和。复活意味着战胜时间。变化不仅是将来的，也是过去的。复活与变化不发生在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中，而仅发生在生存时间中。赎罪人和复活者的出现正建在这层意义上。
抗击腐朽和死亡，抗争一切生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消失。这可以铸成人的伟大的荣誉。不是永恒的，便不能转换。生命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不是永恒的，也就失却了自身的价值。在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中的一切，在自然和历史中的一切，都正在逝去。所以，这种时间应该终止。人受时间、必然性、死亡和意识幻象的奴役，可以休矣。一切应走进主体性和精神性的真正的真实中去，走进神性（准确地说是上帝－人）的生命中去。
这是严酷的挣扎，它需要牺牲和痛苦，除此之外，则没有另一条道路。仪凭藉沉思，不能走进上帝王国。普鲁斯特曾痛苦地体认过离去时间的问题。他想抛开时间，想经由创造艺术的记忆以及消极的美感沉思来复活过去，但这是幻象，即便也同深刻的主题关联在一起。另外，费多洛夫想战胜死亡，想抛开时间，想凭藉积极复活“大家的事”来改变过去，这正体现了基督教的正确思想。但是，费多洛夫没有紧密地同个体人格和自由联系起来，也没有紧密地同战胜意识和战胜客体化联系起来。人仍置于被奴役中，这是人的堕落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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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这种堕落具有意识结构自身的原因。遏止它，不仅经由忏悔和赎罪，也经由人的一切创造力量的积极性。可以肯定地说：当人一旦以此为使命，那时，基督的第二种现象就将降生，崭新的天堂和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