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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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母亲，由于家庭的生物学基础，必须成为儿童的整个世界。
当然，在这个一般的意义上，弗洛伊德从他生涯的开始便深知这位原始的或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的重要意义。在他生涯后期所发现的仅仅是，必须把他对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的分析与这位原始母亲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把与父亲的俄狄浦斯关系理解成建立在与母亲的俄狄浦斯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一新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原则上可以在丝毫不涉及父亲形象的条件下发生。对小女孩的分析表明，她与她母亲的关系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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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性为主动性这一原则的作用下，引发了想使母亲怀孩子的欲望。
［３１］弗洛伊德把这一通过母亲来有一个孩子的计划称之为前俄狄浦斯的；但既然俄狄浦斯意图是清楚明白的，那么弗洛伊德称它为前俄狄浦斯计划，其意思一定是说它早在女孩转向父亲之前的时期便已开始。
因此，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设想女孩子可以在与父亲形象无涉的情况下构想出俄狄浦斯计划来。在同样的思想框架内，弗洛伊德把女孩子的阉割情结描述为一种因发现性差别而诱发的对母亲的突然反感，一种因发现自己是一个女人即与自己母亲性别相同而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反感。
［３２］这样，至少对女孩子来说，阉割情结是围绕与母亲的关系旋转的，它并不需要父亲的介入和参与；在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中，女孩子是在阉割情结之后和作为阉割情结的结果才转向父亲的。随之而变得清楚的是，先前形成的那种对男性身分的渴望——整个阉割情结以及女性的阴茎羡慕理论都假定了这一点——所代表的正是这种自因的（ｃａｕｓａｓｕｉ）俄狄浦斯计划。由于性差别这一发现的冲击，对生物性地依赖于母亲所作的反叛，现在转变成渴望与母亲性别相反的愿望。
那么男孩子的情形如何呢？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比他的男性心理学更成熟，因为它完全属于他后期的思想。弗洛伊德本人已认识到需要以前俄狄浦斯阶段这一观点来对男性的阉割情结作广泛的重新审视。
［３］无论如何，弗洛伊德对他自己先前的表述所作的修改，实际上表明他正稳步地走向这样一种立场：男性的阉割情结原则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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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不涉及父亲形象的条件下发生。弗洛伊德在这一方向上走出的第一步是他发现引起阉割情结的并不是父亲的阉割威胁，而是对女性性器官的发现，就像在小女孩那里，阉割情结乃是因认识到男女性别差异而起的一种反应一样。他迈出的第二步是他认识到，性别差异的发现只是在母亲被从这一角度去看待时才成为一种创伤性的危机——而在较早的著作中他曾说，阉割情结是由于在与兄弟姊妹的关系中意识到男女性别的差异才被激活的。最后的一步是他认识到，阉割情结的本质并不是感知到要进行阉割的父亲的形象，而是感知到被阉割的母亲的形象——用弗洛伊德直率的说法就是感觉到母亲的生殖器并把它视为阴茎的割除。
［３４］
对男孩子也像对女孩子一样，突然接触到性别差异这一事实，便把对母亲的反对转变为对与母亲相反的性别的渴望。
这种对男性身分的渴望是在把女性身分视为阉割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样，通过性差别的发现而把母亲理解为被阉割的，便自动地和丝毫不涉及父亲形象地把男孩和女孩带离母亲并生发出恐惧感和轻视感。
［３５］弗洛伊德不仅从这种恐怖与憎恶的感觉中为男人对女人的轻视以及女人对阴茎的羡慕找到了根据，而且还从中为乱伦的恐惧与憎恶找到了根据。弗洛伊德总是把对乱伦的憎恶视为主要的禁忌，视为基本的道德法则，并总是使之与良心或超我的形成相关联。
弗洛伊德在这一方向上的进展，其过渡阶段是《自我与本我》（１９２３）中俄狄浦斯情结具有双重性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认识到，所有那些指向父亲的矛盾关系——他曾把父亲设想为超我的起源——也同样能够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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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３６］我们因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说：原则上讲，阉割情结以及精神分析归因于阉割情结的所有那些影响深远的后果，最终都以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为基础。而儿童对与母亲的性别差异的奇特反应——“恐惧和厌恶于这被残害了的生灵”——作为阉割情结乃是儿童自己的发明创造。这是幻想的产物，而这一幻想又与成为自己父亲这一幻想分不开；并且，作为幻想，它与实际地看见女性生殖器仅有遥远的联系。因此，正像你无论是否实际杀死了你的父亲你都注定要有罪感一样，弗洛伊德同样认为，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阉割是否实际实施；重要的在于男孩子相信这一点。
［３７］
尽管弗洛伊德发现了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母亲或原始母亲，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１９２１）和《摩西与一神教》（１９３７）中，他还是返回到他称之为科学神话的阉割了儿子们的原父（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ｌＦａｔｈｅｒ）上；而由于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强调了种系发生因素或远古遗产在个体的神经症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认为他实际上陷入了形式上的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却很可能只能从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获得解释。原父这一神话其实不外乎是把男性的优越性和攻击性假设为一个不变的自然事实（原父作为文化的原因是在自然状态之中）
，并运用这一假设来解释人类家庭制度的心理起源。
但即使我们承认男性的优越性和攻击性是普遍的事实，它们为什么是事实这一问题却仍然存在。由于弗洛伊德的人类学基本上是根据精神分析学而进行的一种推论，它也就不能被合法地用来掩盖精神分析学本身的空缺。如果必须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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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人类学中去寻找证据，那么整个阉割情结的思想就将面临所有那些本来针对弗洛伊德人类学的攻击。那时我们将有充分的自由争辩说，阉割情结并不是普遍的现象而是仅仅存在于父权制文化中。如果这种乞灵于人类学的做法行不通，弗洛伊德便不能对那必须予以解释的东西作出解释。
根据父亲是家庭中富于攻击性的统治因素这一野蛮的外部事实，以它来解释儿童何以把主动的攻击性与男性身分相等同，这恰恰是把有待解释的东西作为给定的东西而予以设定。精神分析必须从童年时代去获得对成年男性的攻击性的解释。这里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精神分析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悖理的观点即儿童就是自己的父亲；原父过去也一度是个男孩，他的气质倾向应追溯到他的童年。这涉及到方法论中的一个关键。在原父神话中，弗洛伊德放弃了精神分析的解释而乞灵于以野蛮的自然力范畴来填补空白。在自然状态中，力就是至高无上的，而人类家庭就是在原父手中凭借力的垄断建立起来的；这位原父垄断了所有的女人，并阉割了所有那些对他的垄断构成威胁的儿子。
这样，弗洛伊德便被推回到黑格尔和尼采的位置上。黑格尔把主奴的二律背反假定为由自然界给定的；尼采则像弗洛伊德一样把罪感解释为受到压抑的攻击性，与此同时，他又乞灵于一个建立起压抑建立起国家并因此导致了攻击性内在化的“主人种族”的突然出现。的确，弗洛伊德超越了尼采和黑格尔，因为他把攻击性的内在化并确实把人类的全部攻击倾向归因于人类的家庭制度；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主奴关系的二律背反都不可能保证由自然所给定，而家庭制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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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证由自然所给定。弗洛伊德向后追溯到社会制度与自然制度的真正的结合点上，他揭示了人类家庭所固有的心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