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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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者再说:如果按照本章的意思,天下的事物,只能一任人心的趋向而无能为力;世界上的形势,也象寒暑的往来,草木的荣枯一般而人力无可奈何了?好象政府对于人民也没有用处,学者也成了无用的废物,商人、工人也只有听其自然,没有应尽的义务了。这能说是文明进步的现象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然。前面已经说过,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在到达文明的过程中,必各有应尽的职责。如政府要维持社会秩序,实行当前的措施;学者应该瞻前顾后,策划未来;工商业者应努力经营个人的事业,增加国家的财富等等,都是各守其职各尽所能为文明的实现尽一分力量的。当然,政府也不能没有长远的计划,学者也不能没有当前的职责。而且政府的官员,也是出身于学者,彼此的职责虽然相似,但是,既然有了公私的区别,明确地划分了职务的范围,那么职务的性质就不能没有现在与未来之分。假如国家一旦有事,首当其冲并即时决定对策的当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经常注意观察世界形势,为应付未来作好准备,或促其实现,或防患于未然,都是学者的职责。一般学者,不明此理,爱管闲事,到处奔走呼号,而忘却自己的本分,甚至有的受官方利用,想插手处理当前的事务,结果,不但一无所成,反而贬低了学者的身价。真是愚昧已极。政府的作用,譬如外科手术,学者的理论,譬如养生方法,其效果虽有缓急迟速之不同,但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现在论政府和学者的作用虽然说一个是为现在,一个是为未来,但是都有其重大功用,对于国家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学者的作用切不可丝毫互相抵触,必须互助合作,互相鼓励,共同为文明进步而努力。
第五章 续前论
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前章所讲的舆论,就是指国内群众的议论,也就是在某一时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体现,所以,从舆论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动向。但是,关于舆论,这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舆论的强弱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慧的高低。第二种意见是,即使人人都有智慧,但是,如果不能和习惯互相结合起来,就不能构成舆论,兹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人的主张,不能胜过二人,三人的主张,可以制服二人。人数愈多,舆论的力量也愈强,这就是所谓寡不敌众。然而这种舆论的众寡强弱,只是限于在人们的才智相等的情况下。若把天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的高低。人的智德,犹如人的体力,有一人的力量等于三人的,有一人的力量等于十人的。因此,假如把群众合成一个整体来计算它的强弱,就不能单从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而应从整体之中分别具有的力量来计算。譬如一百人举一万斤的东西,每人平均力量为一百斤。但是,人的力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假使把这一百人分为两组,每组五十人,然后使这两组分别来举,结果,可能一组举七千斤,另一组举三千斤。如果再把它分成四组或八组来举,则必定要相差越来越大,最强者和最弱者相比,可能有一人力抵十人的。如果从这一百人中选出力量最强的二十人为一组,其余八十人为一组,分别举重,二十人这组,能举六千斤,而八十人这组,只能举四千斤。现在按照这情况计算,从人数来看是二与八之比,从力量上来看,却是六与四之比。所以力量不能由人数多寡来决定,而应按照所举之物的轻重和人数的比例来决定。
智德的力量,虽然不能以度量衡来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却和体力没有两样,它的强弱相差,比体力更悬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假如把人类的智德变成酒精一类的东西,一定会有惊人的奇观。蒸溜十个这一类的人,能得一斗的智德量,而蒸溜一百个那一类的人,也许只能得三合的智德量。一国的舆论,不是从人的体质中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人的精神。因此,所谓舆论,不是完全由于论者的人数多而有力,而是由于在论者之间所具有的智德分量多,以这个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而成为舆论的。如果把欧洲各国人民的智德平均一下来看,国内不识字的愚民,可能超过半数以上,而在这些国家里所出现的所谓国论或舆论,都是一般中人以上的智者的言论,至于其他的愚民不过是随声附和,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施展个人的愚见而已。而且,在这些中等以上的人们中也有无限的智愚之差。或甲胜过乙,或乙排除甲,有一旦交锋立即遭到失败的,也有争论不休而胜负难分的。经过千锤百练好容易才压倒异说于一时的,也就被称作国论或舆论。这就是欧洲各国报纸和讲演会盛行,众口喧嚣的原因。总之,人民是处在全国智德指导之下,智德如果改变方向,人民也随着改变方向,智德如果分成党派,人民也分成党派,进退聚散,无一不是跟着智德走的。(社会上嗜好书画的人,本是中等以上有文化的风雅人士。他所以嗜好,是要考究历代的古物,比较书画运笔的巧拙,从中寻求乐趣。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爱好古玩书画的风气,很多目不识丁的人,只要有几个钱,也要买些书画,挂在房间里,或者因为收藏些珍玩古董而扬扬得意,这的确可笑亦复可怪!其实,这些愚民不过是追随中等以上人物的风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种风气。此外,如时尚的服装,布匹的花样等等,也是模仿别人的式样来加以欣赏。)以最近我们日本的事例为证,前几年政府实行了维新,接着又有废藩置县之举,华族和士族因而失去了权力和俸禄,但是他们没有敢出怨言,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王制革新,是由于王室的威严,废藩置县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才完成的。这完全是不识时务者的臆测。王室如果真有实际的威力,王制的复古又何必等到庆应的末年,不是早就可以推翻德川氏吗?或者在足利末期就可以收回政权了。复古的时机不一定非在庆应末年不可,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完成维新大业和实行了废藩置县呢?它既不是由于王室的威严,也不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而是另外有其根本原因。
我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门阀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资本,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力量,是怎样压制也压制不住的,在这停滞不动的期间,人们也能不断前进。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会人士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恶门阀的心情。因此,有的弃官而作儒医,有的埋头著作。在藩士里面有这种人,在僧侣神官之间也有这种人,这些都是怀才不遇的人。从“天明”、“文化”年间出版的著作、诗集或野史小说之中往往有借隐喻影射以发泄牢骚等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种迹象。当然在文章表面上没有直接对门阀专制政治进行攻击,但是,从国学家悲叹王室的衰微,汉学家讽刺贵族执政的奢侈,以及一些小说家,利用狂言戏语讥讽社会等,不论在文章上或事迹上,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见解,但是,不满意现状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其实作者本人也只是莫明其妙地发泄牢骚,这种情形,恰如陈疴缠身的病人不能说明自己的病状,而只能诉说痛苦一样。(在德川初期,政权强盛之时,著作家慑于幕府的威力,丝毫不敢批评时政,有些人反而谄媚歌颂幕府;从新井白石的著作,中井竹山的逸史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后来,直到文政年间赖山阳在著述日本外史的时候,才敢于对王政的衰微表示愤慨,字里行间,有如谴责德川氏的罪恶。现在我们研究其中原因,很显然,白石、竹山不见得甘当幕府的奴隶,赖山阳也不见得是天子的忠臣,这都是时势所使然的。白石、竹山是受当时权势所压制,不能畅所欲言,赖山阳不过是稍微摆脱这种束缚,由于愤恨当时的专制政治,借著述日本外史发泄其积郁而已。以后在国学、小说、狂诗、狂文特别是在天明文化之后这种风气最盛。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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