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17章

了主张，或者牵强附会地制造了一套论调，企图掩饰自己学说的本来面目，而混入改革派。表面上说是求和实际上是要投降。当然，求和也好，投降也好，相处日久，实际方向自然会趋向一致，而共同走上文明的道路，这样一来，改革派的队伍就逐渐扩大了。但是，最初策划举事而获得成功，并不是由于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智力战胜了多数人。假如在今天守旧派中出现了有智慧的人物，逐渐扩大党羽，大事宣传保守思想，那末它的势力也一定会壮大起来，也非改革派所能阻挡得住的。但是，幸而守旧派里有智力的人极少，即便偶尔出现一个人物，也要背叛该派而不为其效忠。
从前段的论证，可以明了事情的成败，不是由于人数多寡，而是由于智力的高下。因此，处理一切社会事件，都必须顺应智力所指引的方向，切不可为了迁就十个愚者而招致一个智者的责难，也不可为了博得一百个愚者的赞许而引起十个智者的不满。被愚者指责不足为恥，受愚者赞许也不足为荣。不能以愚者的褒贬作为处理事物的准绳。例如，后世的政府，有时遵循周礼所记的乡饮耆宾之义，给人民以酒馔，但是，不能因为看到这些人民欣悦，而推断这一地方的人心。尤其在现今日臻文明的人类世界上，接受别人的惠赐酒食而感觉欣悦的人，如果不是饥饿者就是愚民。看见这种愚民的欣悦而欣悦的人，也无非是和愚民差不多的愚民而已。根据古史的记载，国君有到民间微行私访，听到童谣而有所感怀的，这未免过于迂阔了！固然这是古老的事情，不足以为凭，可是，在今天确有与此相类似的人。这类人就是独裁政府所用的特务。政府施行暴政，恐怕人民不服，所以派遣小人暗中刺探社会的情况，企图听取他们的密报来处理政务，这类小人就叫作特务。但是，这些特务究竟能接触到一些什么人听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事无不可对人言，而真正阴谋作乱的人，他的才智自然比特务高明得多，谁肯把机密透露给这些特务呢？所以说，特务之类，只是受金钱驱使，徘徊于市井之间，接触些愚民，听些愚言，再加上自己的臆断揣测而报告主子而已。对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只是消耗他主子的金钱，买来了智者的嘲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虽长期使用特务，但在和普鲁士的战争时，没有探得国民的真情实况，结果不是一败涂地而遭生擒吗？这不可不引为殷鉴！政府如果真要了解社会的真情实况，则莫如使出版自由，倾听智者的议论。对著作和报刊加以限制，堵塞智者的言路，只利用特务来探索社会动静的办法，正如把生物密闭起来，断绝空气流通，而从傍窥伺其生死一般。这有多么卑鄙呀！如果想致之于死地，可以打死、烧死。如果认为人民的智慧，对于国家有害，就应该采取秦始皇的办法，既可以禁止全国人读书，也可以活埋全国的读书人。英明如拿破仑者尚不免如此卑劣，而一般政治家的心术，更是令人鄙视！
第二、人的议论，有时由于聚集而有所改变。例如，即使本性胆小的人，如果能聚集到三个人，他们就敢在暗夜通行山路而不感到害怕。这种勇气不能求之于每个人，而是在三个人的集体之中产生出来的。但也有十万大军听到风声鹤唳而逃跑的，这种胆怯，不是人人如此，而是在十万人集体之中产生的。人的智力和议论，犹如按化学定律变化的物质，如果把苛性钠和盐酸分别使用，都是烈性的物质，甚至具有溶解金属的力量。但是，如果将其中和，就变成了普通的食盐，可供日常食用。再如石灰和氯化铵，都不是烈性物质，但如果把它中合起来，就要变成氯化铵精，其气味足可使人昏倒。再看看近来在日本各地所成立的公司，公司愈大，则其管理也愈乱，百人的公司，不如十人的公司，十人的公司，不如三人的合营，三人的合营又不如一人独资经营获利最大。再说如今组织公司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上的才子，如果和那些顽固不化，只知墨守陈规的吝啬鬼相比，其智力的悬殊，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这些英才聚在一起策划事业时，他们的性格就发生了变化，而作出令人可笑的事情来，不仅会贻笑于社会，就是连该公司中的才子本身也会莫明其妙地感到怃然自失。现今的政府官员，也都是国内的人才，可以说日本全国的智慧大半都集中于政府。但是，这些人才麋集于政府处理国事时，他们的措施，并不见得真正英明，这就是所谓“众智结合的变性”，和苛性钠与盐酸中和变成食盐的道理完全一样。总而言之，日本人在共同办事时，总是表现得很笨拙，同每个人所具有的智力相比极不相称。
西洋各国人民，未必都是智者，但是，从他们集体办事，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很多地方象智者的所为。国内的各种事务没有不是通过集体的协商而进行的。例如在政府有供集体协商的议会，在商业上有供同人们通力合作的公司，学者有组织，寺院也有组织，甚至在偏僻的乡村，老百姓也有各自结成组织，共同协商公私事务的风气，既然分成为组织，则每一组织就不能没有其独自的意见。比如，几个朋友或两三家近邻结成了组织，则这一组织就必有其独自的主张。这些再结合为一村，就有一村的主张。结合为一州或一郡就有一州或一郡的主张。这个主张和那个主张互相结合，内容就会多少有所改变，这样反复地结合和统一，最后就构成了一国的舆论。这种情况就好象把若干士兵聚集在一起编为一个小队，再合起来编为中队，最后合并成大队一样。大队的力量，可以对敌作战，但是，就每一个士兵来看，未必都是勇士。所以大队的力量，不是士兵各自的力量，而是由于结成了队伍，而另外产生的一种力量。一国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只从舆论已经形成的情况来看，的确是很高超而有力的，但追究其根源并不只是由于高超而有力的人物的倡导而使舆论活泼展开，而是由于附和这个舆论的群众配合得好，而在群众之中自然产生出来敢讲敢说的风气。一般说来，西洋各国的舆论，比其国内每个人的才智更为高超，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行动，是和他本人的才智不相称的。
如上所述，西洋人是倡着与他本人的智慧不相称的高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高明，而东洋人则是说着与他本身的智慧不相称的愚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拙笨。现在如果追究其根源，则不外乎习惯二字。习惯日久就能成为第二天性，不知不觉地就会积习成俗。西洋各国的众议制，也是由于百余年来，世世代代的习惯而变成了风俗的，所以到了今天就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体制。而亚洲各国则不然，如印度的等级制度（种姓），按人的身分划成高低尊卑造成一种不平等的局面，使利害得失互不相干，彼此之间自然就没有任何感情。并且，暴虐的政府还特别制订了禁止结党的法律，阻止人民聚议，人民也只抱着但求平安无事的心情，没有勇气争辩结党聚议的区别，一切只知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的事漠不关心，连淘水井彼此都不能进行商量，兴修道路更不必说了。此外，看见路旁倒毙的人便急驰而过，遇见狗屎则绕道而行，都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终日岌岌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这种习惯日久成风，终于形成目前这种状况。这正如社会上没有银行，人民把余财贮藏在家中，影响金融的周转，致使国家不能举办大事业。假如调查一下全国各户，资财也并不是不多，只是埋没在私人家中，未能供作全国之用而已。人民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逐户征询每个人，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这些意见分成了千百万个意见，而不能综合起来对全国起作用而已。
有的学者说，国民会议固然是值得欢迎的，遗憾的是目前民智未开，还不能不实行专制，所以，实行国民议会仍需等待一个时期。所谓时期，大概就是指等人民有了智慧的时期而言。但是，人的智慧并不象夏季的草木那样一夜之间就可成长起来的。即使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不按习惯来运用，也是不能起作用的。习惯的力量极大，如果培养得好，它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甚至连维护私有财产的思想都可以压制下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