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41章

年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若按这个说法，则这七百年间，成了人民完全迷失方向，大义名分完全扫地的野蛮黑暗时代了。当然，人事的盛衰不应该从一年或几年的过程来判断，但如果人心未泯，明知方向错误的话，怎能忍受七百年之久呢？况且从实际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七百年之间并不完全是乱世，如果寻求现代文明的渊源，十之七八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而传留下来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制革新的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慕王室，也不在于弃新而慕旧，更不在于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已经忘却千百年的大义名分，而是由于当时人民要求改变幕府政治以致促成了王制革新。革新大业既成，天下的政权重归王室，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尊奉王室当然是应尽的义务，但人民和王室之间，仅仅存在政治上的关系而已，至于感情，决不是骤然之间所能建立起来的，如果勉强建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来，反而会使社会上产生更多的伪君子，使人情更加浇薄。所以说，皇学家们的国体论，在今天是不能维系人心的，也不能使人民的品格趋于高尚。
还有一种学者，忧虑今日人心的浇薄，并且知道国体论不起作用，于是便企图从人的灵魂上做工作，推行耶稣教以正人心，使其得到安身立命之地，统一大众的思想，规定人类应奔赴的大目标。这种说法决非出于轻率的想法，它的本意，可能是，学者以为今天的人民，一百人有一百人的不同道路，不但在政治上，没有一定的学说，就是在宗教上，信神还是信佛，也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主张无宗教的。诸如此类，最关重要的灵魂尚且得不到归宿，焉能顾及其他人事？这种既不明天道，又不知人伦，既无父子，又无夫妇，恰如现实的人间地狱，对此，忧世之士应该设法挽救。这些人从另一方面来看，还认为宗教一旦能够维系人心，群众的思想就能稳定，再进一步把它推广到政治上，就可以成为国家独立的基础。因此，决不能认为这是轻率的胡说。如果真能以此道教化现代的人民，从而纠正了人心，使之进入道德之门，纵然不能达到天道的极点，也能使其明确父子、夫妇的人伦，激励其孝顺贞节的行为，了解教育子弟的义务，认识到蓄妾荒淫为坏事等等，对于社会文明都有极大的功德，当然也就无可非议。然而，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这些学者们的意思，是要把耶稣教推广到政治上来，作为国家独立的基础，这一点，我是不能苟同的。
耶稣教本来是以“来世的永生”为目的，幸福安乐也求之于永生，疾苦祸患也根据永生来考虑，对未来的惩罚比对现在的惩罚还要害怕，对死后的审判比对今生的审判还要重视。它的学说是建立在把现今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截然分开的基础上，因而其立论也就非常宏大，和其他学说迥然不同。其所谓一视同仁，四海皆兄弟，就是指这个地球应该象一家，地球上的人皆如兄弟，彼此间的情谊应该没有厚薄的差别。四海既如一家，则一家之内又何必隔境设界？然而，现今的地球，已经被分成许多区域，各自划分国界，人民各自在其境内结成集团，称为国民，为求其集团的利益而设立政府，甚至有拿起武器杀害界外兄弟，掠夺界外土地，争夺商业利益等等，这决不能说符合宗教的精神。看到这些罪恶，姑且不论死后的裁判如何，就以今生的裁判也是不完善的，这种人应该说是耶稣的罪人。
然而，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于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政府善于作战，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叫作“国富民强”。不仅本国人引以自豪，外国人也感到羡慕，而争相仿效其富国强兵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世界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虽然违背宗教的教义。所以，从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私人关系上，也可能有相隔万里而一见如故的例子，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撕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作贸易和战争的世界。当然，战争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为了消灭战争的战争。贸易本来是为世界上互通有无，是非常公正的行为，所以不认为战争和贸易在本质上一律都是坏事。但是，从目前世界上所进行的战争和贸易的实况来看，决不能认为它是从宗教爱仇的善意出发的。
如果象上述那样单从宗教一方面来论断，贸易和战争，似乎是极粗野而卑劣的行为，但从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却并不如此。因为，贸易虽是争夺利润的，但并非单凭暴力所能作好的，它是需要运用智慧的事，所以就不能禁止人们进行贸易。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必须开发国内，所以贸易的发达，就表明了国内人民知识的进步和文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对外放出光辉，也可以说是国家繁荣的征象。战争也是如此，如果单从战争是杀人之道来说，当然是可憎的。然而，现今如果有人敢于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不十分文明的情况下，也尚有明文条约，谈判交涉，国际公法，以及知识界的舆论等等，所以不易得逞，并且还有不是专为争利，而是为了国家的荣辱，或为了真理而战的。所以，杀人和争利虽然为宗教所反对，难免要被认为是教敌，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
凡力图伸张本国的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智德，和发扬本国荣誉的人，称为爱国的人民，这种思想称为爱国精神。他们的目的在于同外国划清界限，纵无害他之意，也有厚我而薄他之心，也就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持国家的独立。所以，爱国精神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也就是，把地球分为若干区域，在各区域内结成集团，各自谋求本集团利益的自私心。所以爱国精神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说到这里，就会使人感到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尽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相悖而不能相容的。因此，主张把宗教推广到政治上，以此建立国家独立基础的学说，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宗教只是关系到个人的私德，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宗教能够维系人心，但对团结人民共同保卫国家，决不会起大的作用。如果从大体上把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况和宗教的精神加以比较，那末，宗教就过于宏大，过于善美，过于高超，过于公平；而各国对立的情况，则过于狭隘，过于卑劣，过于浅见，过于偏颇，此两者是结合不起来的。
另有一种汉学家，见解稍广，虽不象皇学派那样专靠思古之情，但他们的主张仍不外乎是以礼乐征伐来统御人民，企图以情感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维系民心，这也决不适合现代的情况。如果这个学说得到实现，则社会上只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私，反而使人们越发陷于卑屈，还是不能提高一般的品格。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七第九两章已经论及，兹不赘述。
如上所论，目前我国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人民并不感觉有困难，好象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十分舒适似的。对此，有志之士深以为忧，皇学家则主张国体论，洋学家则主张推行耶稣教，汉学家则主张实行尧舜之道，莫不致力于维系人心统一思想趋向，以保卫我国的独立，但是这些主张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收到成效，同时相信以后也不会收到成效，这怎不令人慨叹！因此，我不能不谈谈生平所见。凡是讨论事物，首先要弄清事物的名义和性质，然后才能找到处理的方法。譬如防火，首先要了解火的性质，懂得了以水可以灭火的道理，然后才能得出防火的方法。现在说我国处境困难，究竟困难是指什么呢？并非政府的政令不能推行，并非人民不缴纳赋税，也非人民突然陷于无智，也非官吏全部愚昧而营私。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依然是原来的日本，毫无变化，并没有可忧虑的地方，甚至与过去情况相比，在某些地方还有所改善和进步。然而，所谓我国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更加困难更加值得忧虑，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忧虑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