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31章

绳，把黄河拉进人的心里。现实中的黄河，又黄又干，气息奄奄。真正的黄河汹涌澎湃在梦里，在那些热爱它的人的歌声中。
二十世纪末，“野孩子”的创始人张佺、小索，从兰州西固区出发，扛着吉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北京。据张玮玮后来回忆，他刚见他们时，以为是俩搞重金属的：一身皮衣，长发蓬然，操着一口兰州话，跟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野孩子”正相配。
张佺、小索初到北京，没有马上开始混圈子、泡妞、高谈阔论艺术理念。他们租了个地下室，每日早起，打开节拍器排练，一直到天黑，才出去吃饭。为了锻炼肺活量，还要跳绳跑步。北京虽然云集了上千个地下乐队，狼多粥少，但台上的真功夫决定一切。“野孩子”一上台，就很叫座，在各个地下酒吧红了起来。
记得我第一次听他们现场，在五道口的“嚎叫”酒吧。门口买票的人排着长队。我和几个搞乐队的看完全场演出，大家都惊了，两把木吉他，铿铿锵锵挟着西北的黄沙，滚滚而来，两个人的和声，像天上高飞的雁阵，不由分说地把你带到远方。
2001年，张佺和小索在三里屯开了一个“河”酒吧。这里类似地下音乐人的俱乐部，出没在那里的有小河、万晓利、马木尔等。你在台上演出，要格外一丝不苟，因为台下坐的都是歌手和乐手。“河”酒吧也成了中国当代即兴音乐的摇篮，比方说你刚有个音乐动机，但还没有想好，你就可以到“河”酒吧，借着几分酒意，抽着“都宝”，在台上把它完成，这可能比你在家苦思冥想的效果还要好。
据酒吧的创始人之一封杰西回忆，那时候，大家通宵地唱歌、喝酒，累了就坐在门外，然后天忽然就亮了。“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回忆，说“河”酒吧好啊，那里有的是好姑娘。我认为，就像鸟儿为求偶歌唱，台下都是好姑娘，歌手当然会施展全身解数，拿出百分之百的劲头唱歌。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因为经营不善，“河”酒吧于2003年倒闭。“野孩子”乐队也达到他们辉煌的高峰，2003年，他们参加了香港艺术节。据张玮玮回忆，演出快开始时，他透过幕布缝隙向外一看，吓他一跳：五百多人的场地座无虚席，观众都屏息以待。原本背了两百张专辑，想卖不了再拿回去。可由于演出现场太精彩，上半场刚结束，就全部卖光。几个人后悔啊，怎么没多带点儿。
这是内地新民谣乐队第一次到香港演出，大获成功。2004年，乌云飘来，主唱小索因得胃癌，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很多歌手、乐手在他弥留之际守在医院。据民谣歌手冬子回忆，小索有一阵清醒，拉着冬子的手说：一定少喝酒，别吃那么多方便面。尤其酒醉第二天，不要空腹喝可乐。言之凿凿，仿佛一个中了埋伏的战士告诫后来的战友。
小索去世了，朋友为他举行纪念音乐会。当初在“河”酒吧演出的以及看演出的都聚在一起，从八点一直唱到半夜两点。“野孩子”乐队也宣告解散。
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
这是张佺后来写的歌，歌名叫《远行》。他只身去了云南，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在那边娶妻生子。很多丽江的游客都曾在束河的大石桥看到他弹着冬不拉唱当年“野孩子”的歌。他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开始吃素，而且很少饮酒，乐器从六根弦的吉他简化为两根弦的冬不拉。张佺自己录制唱片，自己装帧印刷，自己卖。背上乐器行李，去北方南方巡演，像一个音乐货郎。这可能更接近于他儿时的梦想——边走边唱。
另一成员，张玮玮，立志要做一个忧伤的手风琴手。他先加入了小河的“美好药店”乐队，还曾经给左小祖咒、马木尔伴奏，用在哪儿都会发光，号称民谣界的“万能乐手”。他自己后来创作了很多歌，著名的《米店》都快成了丽江的市歌。
蒲公英各自飘，但总有机缘重聚。2011年，张佺、张玮玮、郭龙，三个“野孩子”当年的股肱成员重新走到一起，各自带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和音乐体验，汇合成新的《黄河谣》。在2011年的西湖音乐节上，“野孩子”乐队重生。站在台上，遍插茱萸少一人，然而死者和生者都在音乐里。他们的音乐，不再年轻，但更有力量，更浑厚，充满底气。
冬天来了，他们住在大理的院子里，每天下午排练。三个老炮，准时准点，一丝不苟地排到太阳落山。郭龙打错了，张佺温和地看他一眼，他马上自我检讨：这个地方忘了。2012年他们会伙同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吴吞再次参加香港艺术节。九年的光阴，淬炼出的音乐，日久弥新。
遥远的黄河还未干枯，唱歌的人继续向前。时光不会虚度，有音乐为证。
评头论足乐评人
歌手要跟乐评人搞好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有很多做乐评人的好朋友，伟大的友情来自相互吹捧。其实中国的大多数乐评人都不会乐器，甚至很多人五线谱也不认识。但他们都是乐痴，每个乐评人都是一屋子的打口唱片。广州资深乐评人邱大立，初出江湖，就是一个卖打口带的。现在跟他漫步广州街头，他还经常指指点点：这个天桥，是当初“五条人”卖碟的地盘。邱大立用这种“非法传销”的方式，把“地下丝绒”、“平克·弗洛伊德”送到了千家万户。
我在树村住的时候，某天，邮递员送来两个大纸箱，拆开来一看，全是一套一套的打口经典。那些东西对于搞音乐的来说，犹如练武术的得到《九阴真经》。那就是邱大立从遥远的广州寄给我的。那时我们还没见过。后来几次去广州演出，都住在邱大立的店铺里。他那儿是很多音乐人的流动驿站，管吃管睡。
另一个，号称“乐霸”的乐评人，现今《时尚先生》的主笔张晓舟，他本来是一个体育记者，靠足球评论赚了些稿费，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据他的同事反映，张晓舟吃饭从来不爱买单。省下那么多钱干吗呢？都用来请地下摇滚人吃饭了。当年在树村，张晓舟进村了，大家会奔走相告，“张大善人来了，晚上有大餐了。”听说张晓舟的工作单位能报销打车费，某次，左小祖咒从裤兜里掏出八百多元的出租车发票，说：“晓舟，帮报一下。”其实都是晓舟自掏腰包。
张晓舟对音乐人有一种母性的慈祥，而且是那种拉着袖子苦口婆心的保姆式的呵护。有一次小河在广州演出，半夜喝多，打个车要去东莞继续喝。张晓舟一路电话追踪，后来竟然打给出租车司机，强令他把小河拉回广州。
上海的乐评人孙孟晋，也是我的好朋友，曾经一起去德国参加“绳索道音乐节”，他由于对西方乐队非常熟悉，所以成为我们的音乐节活指南。老孙有个不像上海男人的暴脾气。某次他在微博上批评我的专辑《牛羊下山》，跟张晓舟吵了起来。吵得两个人多少年的老交情都要断了。老孙后来近似撒娇地宣布：“我的葬礼不准你来。”后来在左小祖咒的斡旋下，两个人又喝到一块儿了。
还有一个兰州乐评人颜峻。好多年前，还是在“河”酒吧的年代，某次酒后我们俩大吵一架，为了啥都忘了。从此我俩结下了梁子。后来颜峻写了一篇评价我唱片的乐评，恶评满纸。我看了，心里更堵得慌了。其实乐评人就应该有褒有贬，这是很正常的。多年后，他突然来了个电话，声称台湾的诗人夏宇想跟我建立联系，合作一些作品。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谈公事的电话，但接完以后，我觉得彼此间也尽释前嫌了。再后来，读到韩松落的《怒河春醒》，一篇几万字长文，记述颜峻在兰州组织地下摇滚演出，带他看文艺电影。读到此处，我发现他和我一样都是真心爱音乐的人，有这点共性，别的就都不算什么了。
这几个乐评人各霸一方，仿佛《射雕英雄传》里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他们有各自的领域，而且，每个乐评人都长期罩着某个歌手，像狗啃骨头一样护食。张晓舟就是言必左小祖咒，而最近由于左小和陈升合作频繁，他的骨头里又多了陈升。邱大立是整个一个台湾控，顶礼膜拜胡德夫，捎带着罗思荣、林生祥、巴奈、陈建年等台湾少数民族歌手，大立某次曾深情地回忆，跟胡老师在一起，就像过节一样。孙孟晋更直接，把上海本土的“顶楼的马戏团”的吉他手梅二庇护在自己的麾下。有时梅二出门演出，想到单位里有老孙罩着，就很踏实。
这些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