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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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乐评人不像他们吹捧的资产阶级歌手，本身生活作风都很正派。邱大立长年单身，周围也有很多女粉丝，¨wén　rén　shū　wū¨但就是不找女朋友。生活里的娱乐就是养流浪猫、参加马拉松长跑比赛。所有挣来的钱，都用在去香港、台湾看演出的门票和飞机票上。前几天刚从主编的位置上辞职下野，因为工作里老需要写软文。
张晓舟，作为一本时尚大刊的主笔，身边美女如云，可是从来没携女友出席过酒局。他的身边坐的都是那些张牙舞爪的吉他手、贝司手。某次去成都，朋友想帮他撮合一下，将他带到一个酒吧，晓舟一进去眼睛都花了：成都姑娘真漂亮啊。等到人家过来搭讪时，他却缩在角落里，装模作样地看书。
有人问我，中国为啥没有女乐评人。经三思得到答案：姑娘一爱音乐，就被乐手收编为女朋友兼企宣了。光为一个乐队唱赞歌，也就成不了乐评人。
现在，网上人人都可以发言，指点江山，乐评人这个物种也渐渐趋于没落和消亡。老的有个性的就剩下这么不多的几个，希望大家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爱护他们，组织也应该多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他们是精彩的音乐解说者，其实他们自身的生活也需要解说。他们的生活和音乐一样复杂、奇特、多彩。
一个人过春节
一年到头每天要跟各种人打交道，到春节就想来点特殊的，一个人过。
处理完北京的工作，马上坐飞机进昆明，回到大理的苍山下。感觉春晚在后面追着，好在大理的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多余的应酬。朋友送了一大块腊肉，这就是我唯一的年货。
除夕下午，独自在天台上晒太阳，在北京阳光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云南的阳光简直是通货膨胀。泡上茶，身上暖暖的，闻着邻居家的肉香，抚今追昔，又好像什么也没想。
去年春节，是在北京过的。跟一帮朋友去酒吧喝酒，以为会有什么艳遇呢，结果是大家坐在那儿看春晚。一帮无家可归的老外在耳旁聒噪，比春晚还热闹。坐到后半夜实在无聊，回家，结果找不到钥匙。蹲在沉重的防盗门外发愁，想着这是什么春节，难道要流浪街头吗？后来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经过盘问，验明正身，确定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我，接下来就是叮叮咣咣地撬门，快凌晨了才进屋。这也就罢了，更郁闷的是，进去才发现，钥匙鬼使神差地在另一个口袋里，还花了好几百块的撬锁费。
所以这次在大理过年，下决心绝不出门。
除夕之夜，一锅白米饭，腊肉已经炖烂了，一瓶红酒，两瓶德国黑啤酒。有酒有肉，还有音乐。自己弹琴，唱给自己听。
风从苍山上刮下来，如海浪拍窗。酒意上涌，唱《乌兰巴托的夜》：“穿过旷野的风啊，你慢些走……”这是我自己的春晚。
发短信问朋友他那边的春晚演到哪儿了。说王菲已经上台了，好像有点跑调。紧接着，手机开始噼里啪啦地接收无数个祝福短信。其实我更喜欢有主语的、有趣的拜年话。可能现在人都朋友太多了，往往接到的短信都是群发的从网上下载的幸福的小段子。我想了一个好的，赶快卖弄地发给朋友：新年如醉如痴，旧梦不离不弃。
午夜到了，上天台，摇响屋檐下的三个大牛铃，叮叮咚咚地，感觉自己也放鞭炮了。
第二天酒醒，拉开窗帘，大理的太阳向我拜年。盛情难却呀，重新躺回床。龙年的第一天，像一张白纸。不想写什么废话，就享受了这种无事可做的、白痴一样的时光。
初一、初二、初三，一块腊肉堪堪吃完。这个年过得是又简单又安静。左手跟右手碰杯，把自己灌醉了好几回。
初五了，要破五。这天张佺——“野孩子”乐队的主唱，在大理的“九月”吧做专场，我是暖场嘉宾。一进古城，吓一跳，满街都是游客。演出是九点开始，第一个观众下午六点就到了。她解释说，要来先占个座位。我心里暗暗好笑，大过年的谁会来看演出啊。
结果出乎意料，人是越来越多。我被迫让出好位置，坐在吧台旁。过一会儿吧台旁也坐不到了，把我安排到门后的角落里。耳闻卖票的人解释：“里面只有小板凳可以坐了。”过一会儿，小板凳也没有了，只能站着了。再过一会儿，站也站不下，差一点要卖挂票了。
演出气氛非常好。观众很多都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大理度假的文艺青年。三个小时的现场，静悄悄地专注地聆听。我们在舞台上，唱得也很陶醉。好的现场是对自己音乐的加持。如饮美酒，如对良人。
春节也不是只吃吃喝喝。虽然没有电视，却看了一场更跌宕起伏的连续剧，那就是韩寒大战方舟子。
先是麦田质疑韩寒作品有人代笔，紧接着道歉，方舟子等人又冲了上来，感觉就像是那种二战大片——《敦刻尔克大撤退》、《莫斯科保卫战》……方称自己挖了个大坑，支持韩寒的人都会被陷在里面。我趴在坑沿一看，下面有罗永浩、慕容雪村等好多认识的人。越看越心痒，结果自己一不小心也跳了下去。某日发微博如下：“这场混战，首先放下武器者有智慧，你死我活只是一厢情愿的虚幻。韩寒电话里声音很好听，用你文章，先电话感谢，杂志出来后，亲自写信致谢，这样有情商的做书人不多。他还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我个人相信他的审美判断力和做人的基本礼节。”结果被转发了四百次。有一条回复很可爱，“爱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孩子都是好孩子。”真希望明年春节，谁和谁再吵上一架，照这样下去，电视台就要倒闭了。
年过完了，一大堆平凡的日子拥挤在未来。抓紧订机票，北京像一个大磁石，你不喜欢，但总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把你拉回去。国贸的地铁、三环的堵车，以及一个个人山人海的饭局，不怀好意地召唤你。
虽是末世之年，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煞有介事地继续下去。小车不倒向前推，有个词叫“飞龙在天”，然而我们只是大地上，蝼蚁一样忙碌的龙的传人。
“龙年吉祥。”对自己说，也祝福全中国。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他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我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候了好多花花草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一家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窝，每日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的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寸的，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洗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