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第12章

设任何看守人员看管：这种可怜的职业在平等者的共和国内已成为多余的了。但每个仓库应该有几个向导经常值班，热心向公民们提供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情况。每个人都有权自由选取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人们不必担心滥用职权会随着这样的自由而来。因为：一、既然所有服装都相同，那末，这种一致就必然消除一切任性挑选、嫉妒、追求打扮的行为；二、理性和教育会成为新的保障；三、最后，不用求助于法律，舆论已完全足以约束一切与良好秩序相违背的意图。此外，稍许的额外开支，在公有制的供应如此充足的仓库中是几乎感觉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是谁都很清楚吗？
至于修理，消费者是不大用得着自己去做的。他只要在衣帽间所特设的登记簿上写明他想修理什么就行了。
我还要指出，人们将不必再花费时间去量尺寸或试衣服了。现在从事小修小补的流动裁缝将加入普通工人的队伍。公有制既然考虑到制作各种身材的衣服，而且大部分是有伸缩性的，工人的流动就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
第五章　工业法和农业法
“当凿子和梭子自动运转时，便不再需要奴隶了。”
——亚里士多德
现在差不多所有劳动都是令人筋疲力尽和使人反感的。假如去问一问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那末，不沉痛地诉说自己悲惨生活的人是很少的。手工工人、农民、一天十五个钟头制造别针头的工人、无休无止地校对数目字的职员，久而久之由于单调的千篇一律的工作而变得迟钝起来。这种劳动麻醉和消磨着一切思想能力。大多数行业也差不多如此：整天量呢绒的商人，小杂货店里的店员，操练的士兵和指挥操练的军官，讲坛上的教师，为生存而工作的艺术家，从最低级直到最高级的国家受薪者，大部分人都因为这种天天如此、千篇一律的十分单调乏味的劳动而感到极端厌倦和疲劳。
每个人都追求休息，只因为要满足由于赡养家庭，教育和安排子女等而日益增长的需要，才天天从事自己的活计。
游手好闲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幸福。他们常常只感到无聊和莫可名状的忧虑，以及厌腻和反感。
我们大多数道德家对这些可悲的后果只是肤浅地瞧一眼就下结论说：人的生性就是懒惰的。然而科学向我们证明，恰恰相反，人本质是爱活动的生物，如果说，有时候他醉心于游手好闲，那要责备的是劳动的单调和劳动组织的恶劣。确实，有许多空闲的人所热心从事的娱乐和休息，诸如钓鱼、打猎、做木工、整修钟表、操作机械等，这些对于被雇佣的人来说，都是真正的劳动，而且往往是十分繁重的劳动。而他们所有的人却毫无怨言地忍受寒热、饥渴和疲劳。
但是，一天十二个小时单独在自己的田里耕作的农民，其唯一动力只是为获得一小片面包；从早到晚一个人在阁楼里做活计的女工，其唯一动力也只是为了维持生存；一天十二个钟头弯腰屈背地伏在办公桌上的面黄肌瘦的职员，从事的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所有这些文明制度的贱民对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只能感到深深的厌恶，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们目前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没有什么更能给我们展示出混乱景象的了。例如，使工人农民不堪重负的劳动，如果大家分担的话，便会成为一种乐事。然而，我们的贪欲却让他们在自己满头大汗为我们所创造的劳动果实和所生产的美妙物品当中，继续处于赤贫的状态。留给他们的仅仅是一点低劣的食物而已。他们却有着因贫困而产生的一切恶习，而对未来的恐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比当前的贫困还要难受！还有哪一个世纪比我们这个世纪更充满这类不道德行为、这类反常现象呢！江湖骗子、高利贷者、投机商人在金条上打滚，而生产维持生活的食粮的农民、使生活变得更美满的工人、艺术家和学者却在跳蚤、虱子上打滚！
再不要向我谈我们的所谓职业自由了。不然的话，我便引用一位博学的政论家的话来作补充：
“为什么不是全体公民都有人身自由呢？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受饥饿所迫而不得不在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市场上去出卖自己。他们终身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经受着许许多多的苦难和过度的劳动。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假如他们试图解脱这种状况，那末，贫困就立刻向他们袭来，掐住他们的脖子，硬迫他们仍回复到原先的状况。生活对他们来说，就好比是荒漠中的一条道路；谁不得已踏上这条道路，谁就不幸，但是，谁要是胆敢离开这条道路，他就会更加不幸！的确，千百万人形成受惩罚的行列，络绎不绝地从这个世界经过，而他们却并不认识这个世界，也没有余暇往左右看一下；他们鱼贯地沿着狭窄的生活道路行进，忧郁、沮丧、沉默，身负重担，接踵地依次前行，彼此并不交谈，内心没有任何欢乐，而只是由于在同一个队伍中走同一条道路和呼吸同样的灰尘的习惯，他们才同自己的患难弟兄们发生了联系。他们除了等待这一天结束，以便明天重新开始同样的一天之外，便没有别的目的了。他们这些无发言权的不幸的贱民在我们当中走着自己的漫长道路，经受着苦难，因为他们只有在痛苦和死亡之间进行抉择，而人的本能是要避免死亡的。是的，他们在走着，不过，就如同在鞭笞的威胁下移动的奴隶一样，他们是在饥饿的威胁下前进。我再说一遍，这些人不是享受人身自由的公民。”（雷诺：《新百科全书》中的《资产阶级》条）
但是我已听到有人喊夸大其词和愤世嫉俗了！去你的吧，残酷无情的、硬心肠的乐观主义者！事实胜于雄辩，足以迫使这些人住口！请看一看这些豪华的工场和富有的工厂吧，这是你们的利己主义和你们仰慕的纪念碑。看一看所有这群被你们用贫困的铁项圈套在那里的无辜的囚徒吧！多么极度的疲劳，多么非人的折磨啊！……这些不幸的人，上身赤裸，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大部分的肌肉不停地抖动。他们已降到驮兽的地位，他们的模样令人害怕。看到他们这样在乌黑的烧得通红的火炉旁边痉挛地运动着，旁观的人觉得自己是做着一场沉重的恶梦，有时竟至以为是在参加魔鬼的夜会呢！
如果这些可怜的劳动者在走出这个可怕的火坑之时能得到必要的照顾，他们能够在清静房间之中的舒适床铺上休息，事先有人关心地为他们预备健身的沐浴，那该多好啊！……然而，我的恻隐之心和同情心要把我引到哪里去了？唉！在我们的百万富翁看来，人的生命有什么要紧呢！他们会为这么一点点小事操心吗？肮脏发臭、四处透风的走廊，腐烂发霉的乱草堆——这就在十九世纪劳动人民在极度疲劳后喘息一会并等候又轮到自己去干那累死人的苦役的处所！……只要他们还站得起来，他们就去干，在劳累中日渐消磨，就象他们所操纵的机器那样；最后，当他们的精力被过度劳动和疾病完全耗尽时，当他们的四肢由于某一次遭到不幸事故（唉！这种事故是如此之多！），等等，而变成残废时——他们的主人的全部慈善行为不外是：有时为他们捐点贫民福利捐，将他们投进阴惨惨的收容所或贫民救济院，而这种收容所或贫民救济院，对这些不幸的受害者来说，就仿佛是进入新的垃圾场！
野蛮人或征服者虐杀和劫掠他们的战败者，这无疑是可耻的，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借文明和人道的名义用贫困和饥饿去毁灭全体人民，硬要他们扛起过去压在奴隶身上的最沉重的负担，迫使他们满足于以肮脏的破布为衣，以草根树皮代替粮食，以清水作为饮料，还迫使他们在两眼未闭之前就得不停地劳动，否则就会饿死……啊！这种制度实在是所有暴政中最残酷的一种！！”（弗洛拉·特莉斯坦女士：《伦敦漫步》）
心灵受到这样沉重的创伤的人们，肆意咒骂那仿佛拿他们作为罪人加以虐待来取乐的社会制度；这些受贫困和绝望激发的不幸者（直至最胆怯的公民）有时狂怒地摇撼自己沉重的锁链，凄厉地高喊：“不是活着工作，就是战斗而死！”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奇怪呢？我再说一遍，即便他们向既定的习俗挑战，而还以为这只是接受挑战，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的确，他们的悲惨生活不是慢性的和惨痛的垂死挣扎折磨和不断的中毒，又有什么呢？当他们还在年华正茂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