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第67章

人物的传记材料。
在《公有法典》作者的短促而又紧张的一生中，一般说来，是无法把他的个人生活的编年史同他的革命活动史分开的。我们所知道的德萨米的传记，就是他的政治活动的传记。在他的“传记”中，关于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材料、思想斗争和革命斗争的事实，完全压倒了狭隘传记性的因素。这点便表现出了他那种“完全抛开自己”的精神。依照德萨米同时代的一位革命家的说法，这句话被他们理解为“对事业的忠诚”。
泰奥多·德萨米1803年生于吕松（旺代省）。他曾学过医学、哲学和法律，后来在外省当过教师。在三十年代（看来，是在他移居到巴黎之后），曾经深深地被卷入到当时法国所特有的共和运动的浪潮中。而在这几年中，工人阶级开始在这一运动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德萨米也正是把自己的命运同这种自觉的、已经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提高到独立地位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
德萨米参加这个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他加入密谋的社团，这个社团的思想家和领导者是奥古斯特·布朗基。在三十年代末，德萨米加入了一个这类的社团——“四季社”。
四十年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法国为在先进的工人中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德萨米于1838年底，当他出版了根据道德和政治科学院提出的题目所写成的一本著作时，初步试图有系统地叙述共产主义思想。这本著作的题目是：《各族人民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进展超过实用道德方面的进展。探讨这种差别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德萨米在这本著作中已勾划出他的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后来在《公有法典》中曾得到极为详尽的发挥。这里面包含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尖锐批评：“无产者的悲惨状况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的痈疽”、“他们被宣布是自由人，……可是他们的双手已被铐镣弄得满是伤痕，他们陷于赤贫的绝境。他们有habeascorpus（人身保护法），可是他们没有面包，他们的子女也在他们的主人的鞭笞下从事18小时的工作”。
就在当时，德萨米已经认识到，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把社会从一切社会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曾竭力在工人中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
1840年（7月1日），德萨米曾和皮佑一起在别列维尔区举办了一次共产主义聚餐会，当时有一千二百人参加。德萨米在这次会上发表了关于平等的纲领性演说。四十年代初，他在一个社会团体的机关杂志《平等主义者》（《Fgalitaire，journaldeI’organisationSociale》）上面进行文字宣传（这几期杂志是在1840年5月和6月间出版的）；他还参加了《公有主义者》（《－munautaire》）和《人道主义者》（《L’Humanitaire》）这两家杂志的工作。德萨米的许多辩论性的小册子和论文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种口头上和文字上的共产主义的宣传，无疑地对于四十年代许多工人团体共产主义纲领的形成是有帮助的。看来，德萨米曾是“平等主义工人社”的组织者之一。这个社的社员，就其纲领和策略的观点来说，是接近巴贝夫和“平等派”的传统的。稍后，在“平等主义工人社”瓦解后，便产生了“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社”。这个社于1847年被警察当局所解散。在搜查该社社员时，曾发现德萨米的著作。这时，他本人似乎已经不直接对革命团体进行领导了。
德萨米在四十年代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其目的在于反对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在工人运动中充当资产阶级影响的传达者的前圣西门主义者毕舍一批人，反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传者——拉麦涅。德萨米曾于184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自己反驳自己的拉麦涅》的小册子，以此来对拉麦涅的观点进行批判。
同时，德萨米还同样坚决地反对当时空想共产主义中的“和平”倾向，强调指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种倾向的主要理论家是埃蒂耶纳·卡贝。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于1840年问世，并于1842年再版。
德萨米为了力求把一切“共产主义”力量都联合起来，曾于1839年同刚刚亡命归来的卡贝接近，在编辑《平民报》方面任卡贝的秘书和助编。但是，他们之间不久就发生了破裂。德萨米离开了《平民报》编辑部，并于1842年发表一本带有尖锐批判的措辞的小册子来反对卡贝。卡贝与德萨米之间破裂的原因，是由于在策略问题上的意见根本不一致，在关于理论的意义，以及在关于资产阶级代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德萨米谴责卡贝对1840年7月1日聚餐会——这个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次公开宣言所持的否定态度。“您拒绝出席聚餐会……您对于无产阶级不在任何有产者和任何名人的领导下，竟敢单独举起共产主义旗帜，表示极端不满”。德萨米还作出了在当时工人运动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分离的条件下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认为为了公有制（亦即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要有资产阶级的合作，那就是大错而特错。”
德萨米在自己一生的主要著作——1843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照他自己的说法，德萨米曾为这本著作花了四年的劳动。
德萨米为使自己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和结论深入浅出，曾于1843年着手出版一种供工人们阅读的刊物《公有文库》（《Almanachdelamunauté》）。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与卡贝的通俗化的宣传丛书相对抗，因为卡贝当时也出版了《伊加利亚文库》。德萨米为自己的文库撰写了许多短文和短评；其他论文的作者是盖伊和纳维尔。德萨米曾因为出版这本文库被控为渎神而受法庭审判，并被判处监禁和罚款；当局搜去的一部分书被销毁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左翼反对派报纸曾拒绝为共产主义者德萨米辩护。我们在当时常与德萨米会面的卢格的回忆录中，发现了这一点和别的一些有关德萨米的宝贵材料。卢格曾拿德萨米与卡贝作过比较。照他的说法，卡贝，作为一个被过早变革的尝试碰得焦头烂额的人，已经老迈年富而日薄西山了；德萨米则“年青有为。他醉心于自己的事业，他相信真理，并大声疾呼地宣传真理。”卢格曾断言，“德萨米很少谈到我们要用起义的方法达到目的。但是德萨米所说的话，本身就是违反法国人的思想方式的一种起义。”不久以后（1845—1846年），他又出版了既是纲领性又是理论性的两种著作：《被社会主义所战败和消灭了的耶稣会教义》（《LeJesuitismeVaincuetanéantiparlesocialisme》）和《自由和普遍幸福的组织》（《Organisationdelalibertéetdubiereunivevsel》）。
德萨米于1840年出版的一本旨在反对梯也尔内阁在巴黎周围建筑许多堡垒的计划的小册子，其内容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德萨米的政治观点及其对七月王朝和当时政治问题的态度。在这里，德萨米揭发了“政府的背叛行为”。政府的背叛行为虽然在于它提出了“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口号，而实际上，却“要求法国不仅拿出它最后一个人，并且还拿出它最后一枚银币来”。德萨米在指出了梯也尔计划用夸大外部危险来加以掩盖的真正反动意义之后，曾以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名义宣布：“不，法国不希望这类的防御工事。不，巴黎不需要用巴士底狱来环绕。”
德萨米对法国人民的革命爱国主义传统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又以世界各国人民的博爱和友谊的宣传者的身分出现，对各国人民、特别是对丧失了自己民族独立的人民，例如对“高尚而遭受苦难的波兰”，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热烈的同情。
法国1848年革命前夜，“……共产主义者无疑已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①——在这里，德萨米和他的同道者们当然有不少的功绩的。路易·菲力浦政府凭借警察的挑衅和法院的审判来破坏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的一切企图，是注定遭到彻底的破产的。
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3页。
到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时，德萨米已经是法国共产主义运动极有威望的代表之一。这里没有必要把有德萨米积极参与准备和进行的一切革命事件、巴黎工人的一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