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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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稿子采用量有多大？
潘文：去年我写了133篇，有43篇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
问：刊登了133篇，那么，你总共投给报社多少篇？
潘文：我采写的每篇稿件《华盛顿邮报》都会刊登。
问：您的选题是根据总社的布置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潘文：如果是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总社编辑，问他们要不要？如果不要我就不写了。但像采访报道中国农民问题的特稿，我自己想写的。总社编辑也会给我提意见进行修改。
问：就你的经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什么方面的稿子更感兴趣？
潘文：我知道要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来这里讲课前，我先做了一个统计。过去6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当中关于中国的头版消息是38篇，其中撞机的事情占了50％。其他类专稿，共有20篇，其中有2篇关于人权；5篇关于中国社会，比如中国人开始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自行车的数量减少这样的；2篇是卫生的，别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其他的选题有涉及国际安全的，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起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写的。我奇怪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法轮功的东西不多，头版里面只有一篇是关于法轮功的，而且是批评法轮功的。我们采访江泽民时，江泽民对我们说，“不错，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有两篇关于体育方面的稿子，其中一篇是报道那位要到ＮＢＡ打球的中国篮球运动员。总体来说，《华盛顿邮报》最关心的首先是中美关系，其次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事情，这也是跟中美关系有关的。其余很多报道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像老百姓的法律觉悟提高了、中国的同性恋之类的。这方面的新闻一般刊登在报纸的内页，而且一般比较短，很难被登载到头版上去。我们20篇之内只有2篇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个是关于被抓起来的一个女学者，另一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法轮功的那篇报道。
问：就你个人来看，你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为什么？
潘文：中国社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他也天天变，这种矛盾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这样的，奇……書∧網中国以后的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现在还都闹不清，我觉得这个转变的过程很有意思。
问：你是怎么研究这个变化过程的？
潘文：我住在中国就是很好的研究。
问：你预测中国的变化结果是什么呢？
潘文：我不知道结果，因为电影没有演完才有意思，不然电影放完了，也就没有意思了。我一直在看，就觉得很有趣。
问：打算看多长时间呢？
潘文：大概再过三年吧。
问：你在中国的这么多次采访中，哪次是最困难的？你平时在采访中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潘文：有一些人特别想采访，但采访不到，像公安部的副部长，他是专门负责国际交流的，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合作的很好。我一直想采访他，但采访不到。采访国防和公安方面的人很难。当然，他们有一些研究打击黑社会的人，可以接近，但真正公安部的人无法接近。我们上次采访反贪局的一个领导，他说的话跟15大上江泽民的讲演一模一样。这样的采访可以进行，但是没有意思。其他关于国防的问题完全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可以理解。另外，换个角度来看，美国很多人害怕解放军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那你稍微透明度高一些，允许美国记者到你们那里去采访几个当兵的，写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章，让美国人意识到解放军也是人，对吧？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怕犯错误。想进这个领域很难，其他领域比较容易。
问：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在美国会不会碰到？你是否可以猜想一下，在美国，比如当白宫记者和在中国当记者，你在哪一项上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大？
潘文：白宫记者在《华盛顿邮报》就是个奴隶，是白宫的奴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和白宫写的一模一样，而是他们天天有东西写，而且必须要写。特别没有意思。我特别不喜欢写那些专稿。至于出成就，你觉得你所从事的工作有乐趣，就会取得成就。我做了7年的战地记者，我再也不想做了。做战地记者最后会变成一种病，老是要追求刺激，听不到放炮的声音就觉得不好玩。这是一种病态。当然，做这种工作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但做太久的话就会麻木。所以我要换到别的地方去写写别的。有的人想爬上去，变成编辑（版面主编），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问：可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的兴趣就在于中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发现那些有趣的东西？
潘文：我不是去发现，只是想写。它是已经被别人发现了的。因为老外在这里做记者，很难直接发现什么东西。
问：你在中国最想采访的是什么人？
潘文：我现在最想采访的是王伟的同事。
问：为什么？
潘文：这个故事有意思，这个稿子在美国肯定会轰动的不能再轰动了。王伟的同事能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还有采访中国的潜水艇。我做了7年战地记者，肯定对这方面感兴趣。如果解放军说，我们给你两个星期到南京军区去玩，你去吗？我当然会去，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曾经和美国军人长期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军队的人。因为军队的人的脑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想解放军的人也是一模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肯定非常有趣。他们是封闭的社会，他们允许你进来就非常有意思。我虽然对社会的发展很有兴趣，但那是个不封闭的世界，我可以随便写，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采访跟人家谈话，但是中国的军队是不允许我写的，所以我最想写。
问：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到北京来考察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写了相关的稿子。《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国际奥委会到伊斯坦布尔考察的新闻。但是，你们的报纸没有报道奥委会到其他城市考察的新闻。为什么？
潘文：《华盛顿邮报》驻巴黎的记者是我的哥们儿，我想他可能对这个题目不感兴趣。能否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个东西，对巴黎来说没有区别，对美国人也无所谓。但是对土耳其或中国来说，得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是个很大的信号：世界社会欢迎你们。我想，法国的那个记者对巴黎申办奥运不感兴趣。但是，可能写的是什么呢？最近法国不是在骂中国人吗？而且还骂的很厉害。他可能会把这个变成一个话题来写。对土耳其和中国来说，奥运对你们的社会是个很大的事情。
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制订中国报道选题？选题的标准是什么呢？另外，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新闻调查方面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潘文：《南方周末》的头版常常会引起我的注意。另外，我也会跟朋友讲，他们觉得什么事情有趣告诉我一下。我不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之外，而是住在北京。跟中国老百姓交流一下，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从美国看中国，中国很遥远，但我住在这里，就需要跟中国人家聊天，他们会告诉我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调查新闻在中国比较难，故事也很多。但怎么说呢？外交部对我们的活动有很多规定，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规定，因此，我如果说了我的故事，就说明我没有尊重这些规定，所以我最好不要讲。其实，国务院有明确的条令，规定我们要怎么样，但要做调查新闻就必须在这个条令之外稍微活动一下，因为一切通过官方去安排采访的话，人家肯定不想让你知道。中国媒体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问：那你讲一个不违反采访规定的故事，让我们学习您的经验。
潘文：我讲那个抽血的故事吧，它本身讲的也是一个违反外交部外国记者规定的事情。这个故事不是我发现的，是美国方面拿到了一些材料，有人向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