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54章

怎么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师生一起避免中美之间的战争呢？
潘文：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一下子就进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里去，毕业就去《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就可以爬上去。第二个办法是从小报到美联社，再去好的报社。但这个路比较慢，你需要一些东西让人家觉得你比较出色。如果你愿意冒生命危险的话，人家会注意你，说这个人胆子很大，稿件写得也还不错，其实无所谓他写的好不好。我一开始申请去一家大报当记者，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已经26岁，他们说我玩的时间太长了，在中国和日本都留学，还到巴黎去酒吧干活。说我不用功。我就在一个小报纸先工作，13个月以后，美联社要我，在美国人眼里，美联社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媒体，但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去做战地记者。《华盛顿邮报》雇佣我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冒那个生命危险，那你继续冒吧。这是雇佣我的条件，我必须要做战地记者。这不是说因为我特别喜欢引起战争，这只是我职业的一个路程，一段个人的经历。我不是说我是被压迫人民，但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要，有棵树要爬上去，就爬了。很多人惧怕风险，不愿意。但我不怕风险，我就做了。做了以后，我再也不想做了。所以说要现在引起中美战争，对不起，我不参与。
但是，我的角色也不是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好起来，我的角色是写新闻，分析情况。不是作为美国政府的部门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个什么部门，而只是写东西。如果写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没有人会看，看的人很少。如果你写一个有趣的、动人的故事，给美国佬看，让他们知道中国是个有黑的、有白的、有灰的国家，那么复杂，那么有趣，中美关系也许会改善一点。但这不是目标，我不是在为中美友谊而写。我夫人是中国人，有人说你娶中国妻子是为了中美友好。难道我不爱她吗？对不起，我不谈政治。这个也是一样。我没有政治方面的目标，因为我是记者，我不应该有，如果我有，我应该进政府，但我不想。
问：你觉得中国什么地方比较好？
潘文：青岛，昆明。因为我太太老家是云南的，所以我们老去，觉得特别好。节奏很慢，很轻松。但是作为建设，青岛、大连和成都都不错。
问：你觉得中国的记者和美国的记者在职业素养方面有差距吗？
潘文：我对中国记者拿车马费有意见，但这跟中国记者的低工资有关系。有一些节目或者版可以整个买下来，然后去做广告，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问题在于很多记者拿到很好的新闻，但没有办法发，慢慢的也就麻木了。这种情况慢慢会好一些的，而且也已经改了很多。我认识一些中国记者，他们水平非常高。随着中国媒体的发展，这些问题会慢慢减少。
问：回到前面您谈论的战地记者生涯。我觉得这种心态还是有适应的过程。刚开始在电视上看见炸弹爆炸的时候还觉得很有冲击，但后来看多了，也就跟电子游戏差不多了。
潘文：我不喜欢战争，我有好几个朋友，多半都是摄影记者，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也不是特别喜欢追求残酷的东西，只不过觉得没有rock&roll；就不好玩，这样想的有一帮人，但他们不是想引起战争。只不过需要那种东西，有点上瘾，像吸毒一样。我有个朋友去年在非洲被人杀了，那个人到最后都一直想要那个东西，我们都不懂为什么。
问：你说最开始写感兴趣的东西，后来又说为受众写，这是不是个转变的过程呢？
潘文：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肯定要把他变成故事讲给大家听，给大家看。我觉得不是转变。我觉得什么事情发生了我都想会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位会保守秘密的人。所以，这是一条线。有意思，想告诉他，就是这个过程。
问：但你刚才好像提到要考虑受众的接受，是不是这样？
潘文：我的自我很大，我觉得我感兴趣，你肯定也会感兴趣。
问：你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角度是和大多数人相同的吗？
潘文：对，可以给他们打个招呼嘛。我们都是人，都很好奇。
问：就你在中国接触国家官员的经历，谈一谈对中国国家官员的看法。
潘文：我觉得40岁左右的那些人很有意思，反正高层领导我见了江泽民，见了钱其琛，我觉得他们两位很有意思。
问：不说最高领导人，就说一般的官员。
潘文：我觉得要看什么地方，你到了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出来一个县长，跟你讲话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体制的问题，有的人思想很活跃。
问：就谈谈你对他们个人的感受。
潘文：个人的感受，我觉得他们都很好，喝一点酒，大家都比较融洽了。
问：只是喝酒吗？
潘文：我当然是在实话实说，因为我有一次在湖南，有18个人陪同。我觉得有点过火了。后来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性格，很有意思。湖南人爱吃辣的，都很有性格。
问：那是你喝的多还是他们喝的多？
潘文：我们都喝的比较多，我们是在吃水煮鱼。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官方安排采访的话比较别扭，我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是国外的媒体，又是《华盛顿邮报》，我又是个美国人，他们觉得很新鲜，应该这样子。
问：你刚才说你很关注中国的西部，这些省份你都去过了吗？
潘文：对，都去过了。
问：那你去了以后就更加关心中国的民族问题了。你最关心哪个民族？
潘文：我对维族比较感兴趣？
问：他们什么东西吸引你？
潘文：他们自己。他们30年代以前都没有把自己当成维族人，而是把自己当成喀什族，吐鲁番的，伊犁的等等。后来3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家到那里去，把他们都叫做了维族。他们也就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民族。我读了很多书。当时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根据地域的，吐鲁番人可以跟伊犁人结婚，但他们是不同的人，后来才成了大的维族。我想中国人类学家在这个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有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区别，南疆也有很多区别。
问：你觉得维族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不满的地方？
潘文：他们中的受害者肯定不满，但是他们中的受益者当然没有不满情绪。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问：您刚才也提到，江主席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那作为记者，采访江主席的时候，你最想了解他的什么方面呢？
潘文：我见到他的时候特别想花两个小时，问他个人生活怎么样，晚上睡觉之前看不看书，如果看书，看什么书？这种话题应该比较有意思嘛。文革的时候他干了什么，有没有受害？因为采访他时，《华盛顿邮报》有几个副总编辑在场，我们有专门的采访话题――中美关系。
问：你采访江西爆炸案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说你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潘文：有，我跟他们说完了以后，又跟他们说我是国外的记者。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华盛顿邮报》，那是在江西比较远的地方。不过，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外国人，因为我有口音嘛，他们都能听出来。
问：有的中国媒介记者搞隐性采访，你觉得可以吗？
潘文：那不行，我不会这样做。电话采访可以，但我必须告诉对方我是记者。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愿意接受采访，但你不要用我的名字，那么是可以掩藏他的名字的。但是我不会说我不是记者，我们偷偷去什么地方。
问：你很多事实是需要核实的，电话采访怎么核实呢？
潘文：但是我们不应该凭一个来源写稿，应该根据好几个来源来写。比如说我电话采访你，又电话采访他，又电话采访她，如果你们说的都一样，或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我想我可以写了。江西那些农民，我们采访了好几家，他们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农民现在特别愿意跟老外讲话，比工人还要愿意。因为他们没有单位，所以不怕。单位这个思想现在在中国还是很重的。工人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问：中国去年曾经有高考作弊的事件，那些记者知道哪个考场会作弊，就事先布置好镜头，到时候把人家暴光。这种事情在美国会发生吗？
潘文：也许会发生，但一旦被披露的话，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了。在美国，揭露媒体本身问题的新闻也很多。
问：有的记者为了采访盗版光盘，不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装成顾客去买，这个也是违反吗？
潘文：电视台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