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75章


械供应作出妥善安排。陈炯明不负所望,以八千人的队伍为基础,加强训练,不断扩编,在短短的时间内,终于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拥有两万人之众的粤军。1920年10月,粤军挥师西进,一举击溃占据广州的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孙中山得以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出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对民国元年迫不得已的辞职耿耿于怀,心中一直存有难以抹去的“总统情结”。哪怕与袁世凯处于“蜜月”时期,准备一心从事经济建设之时,对总统一职也心向往之。一次,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有人问:“十年以后呢?”孙中山毫不掩饰地答道:“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不料孙中山的话真的应验了,辞掉临时大总统的他,十年之后,出任非常大总统。只是此时的“服役”就职,他将面临比民国元年更加严峻、复杂、凶险的政治局势。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华大地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北京北洋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双方都标榜自己为正统,视对方为非法;都以武力为手段,以消灭对方、统一全国为目的。
有了广州这一大本营,又讨平了广西的陆荣廷桂系势力,两广联成一体,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向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国会提出北伐议案,并获通过。
然而,就在孙中山紧锣密鼓地成立北伐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分军出师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非常事件——陈炯明叛变!
陈炯明在思想认识上与孙中山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不主张北伐,认为“以广东一省之力,而抵抗全国武人,殊非易事”。陈炯明的本意,是想从广州着手,将广东建设成方方面面起表率作用的模范省,推及西南,然后影响全国。基于这样的思想,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出师北伐,武力统一中国极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冒险,绝无成功希望,对其命令常常阳奉阴违或有意阻挠。比如孙中山要求调动四十营粤军参加北伐,由广东承担北伐军费,陈炯明不便公开反对,就以不作明确答复的方式回避拖延。作为广东人的陈炯明,以为广州由他率领的粤军打下,便将广东视为个人地盘,既不容他人染指,也不愿损耗自己为孙中山出力。如果将他们两人作一比较的话,孙中山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政治家,他高瞻远瞩、胸怀远大,着眼点在于全国乃至世界;而陈炯明充其量只是一时得势的政客,他的着眼点,是脚下的地盘与目前的蝇头小利。
近来部分书籍、文章为陈炯明“辩诬”,说陈炯明是想推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实行联省自治。其实,所谓的联邦制、联省自治,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土壤的国度,只能起离心力的作用,那就是各路军阀占地为王,将整个国家分裂成无数小国,给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各个击破、瓜分瓦解、乘机吞灭带来便利。联邦制于列强环伺的中国而言,只会加速崩溃的进程,带来亡国亡种的惨剧。
即使认识有别,不予支持也就罢了,然而,以势力范围、个人利益为重的陈炯明忘了自己的实力资本,其实源于孙中山,更忘了孙中山对他的栽培提携之恩,竟然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后快。
陈炯明的这一举动实在出乎孙中山意料之外,他想粤军由自己一手培养,主要将领陈炯明、叶举等人跟随他多年,即使不赞同北伐,也不至于向他动武。然而他错了!孙中山一辈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显得十分天真,或是过于轻信他人,或是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结果犯下无以更改的错误。当然,也正因为这种天真,使得孙中山始终葆有着一股浪漫的革命激情与纯粹的理想情怀,全身透射着一股特殊的人格魅力。
陈炯明叛变后,马上派人联系吴佩孚,欲对孙中山南北夹击。此举一旦施行,北伐军将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孙中山此后东山再起的一点火种也将全部扑灭。幸而吴佩孚不屑与他联合:“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就连吴佩孚手下的将领曹锟、王承斌、熊秉琦也鄙视陈炯明,认为与他联合,今后自己的部下效仿这种犯上作难怎么办?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于公于私,都无半点可取之处。于私是犯上作乱,违反传统人伦,德行有亏;于公则破坏内部和平,阻挠统一大计。对此,笔者以为李宗仁的一段话说得最为到位:“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
于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可谓痛心疾首、后悔莫及:“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因此,继承孙中山北伐政策,统一全国后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可以原谅他过去的一切政敌如吴佩孚、段祺瑞、曹锟等人,而对陈炯明,却一直持不予宽恕的立场,不予理睬的态度。
一次,陈炯明部下兼好友马育航问他,如果让你重新选择,是支持北伐,将联省自治的理想推迟三五年,还是与孙中山决裂,让联省自治变得遥遥无期?陈炯明闻言,睁大眼睛,木然呆坐,长久默然。此时的陈炯明,心中是否产生了一丝悔意?然而,他也是一位极富个性的人物,一般不会轻易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1933年9月22日,年仅55岁的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陈炯明叛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断了北伐进程,但内里的深远影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由孙中山个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变化及走向,都或深或浅打上了因陈炯明叛变而留下的历史烙印。
为肃清内乱,孙中山一方面联合部分滇军、桂军等军阀势力组成讨贼军;一方面目光向外,获取俄国援助,以俄为师,联俄联共,重塑国民党,“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
作为权宜之计,孙中山联合军阀讨陈,便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将自己降低到了军阀的水准,与“树立真正之共和”的目标越来越远。随着形势的好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驱逐、消灭那些曾经与之合作、利用过的军阀。孙中山向西方列强呼吁援助,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支持他。即他在广州成立的南方革命政府,也得不到他们的承认。唯有苏联,不仅主动废除过去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愿意在外交上、物质上给予孙中山以实质性的帮助。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次国际援助,不得不十分珍惜并加以利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联俄的结果,则使得孙中山在“向后转”改组中华党,崇奉一个领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左倾倒退。对此,史扶邻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愈了解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便愈决意要落实其一党专政的计划。”梁启超也说他“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其结果是逐渐远离英美主流文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威权政治体制:成立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将党凌驾于军队之上组建党军;又将党军制度推而广之以建立党国,而党国统治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甚至要比皇权统治更加专制、更加残暴……这样的发展结果,恐怕是一辈子崇奉“天下为公”,追求民主自由的孙中山所万万没有想到,也万万不愿见到的!
1924年10月,中国政局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机。文人小说下载
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趁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石门寨激战之际,10月19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武装政变,包围总统府,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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