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95章

——军队国家化成为泡影。其实，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对“一党专制”的危害有所预见，在改组同盟会时，就曾力图避免一党专权，认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又说：“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可一连串的失意与失败，使得他“急火攻心”，一心执著于打倒北洋军阀，夺取革命政权，却疏于对一党专制的防范……
一切的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集权政体、封建愚昧、专制恐怖如沉沉乌云笼罩在中华大地，民主、宪政与自由，成为只可追忆、无法抵达的美好梦想。中国民主之发展，真可谓一波三折，进一退二，正如蒋梦麟所言：“胜利的狂欢不久就成为过去，庆祝的烛光终于化为黑烟而熄灭。”
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一段并未完全消逝的历史，便愈益觉得宋教仁之死，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挫折实在太大，所造成的影响是太深刻了。由直接杀手、间接杀手、幕后杀手、真正杀手等一系列大的小的、明的暗的、有形的无形的、伪善的狰狞的杀手们所组成的庞大的杀手集团，杀死的不仅仅是宋教仁个人，而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每当我们想象着宋教仁被刺的那一瞬间，便觉得一颗阴险的子弹已化成无数，正猖狂地呼啸着往来穿梭于头顶的万里长空；一记沉闷的枪声也变成了声声惊悸的雷鸣，在我们的胸腔无休止地隆隆作响——宋教仁的个人悲剧早已演变为历史、民族、国家的悲剧：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土壤过于深厚，民主自由的空气过于稀薄的国度，宋教仁似乎就此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身后，不仅没有无数个宋教仁的站立与前仆后继的悲壮，就连第二个宋教仁，也没有出现……
一个早已习惯造神与下跪的民族，尝试着站起身来挺直腰杆，看似容易，实则何其难也！
跋：历史的杠杆
很长一段时间，我视野里的中国近代史，是教科书里的近代史，是强势媒体笼罩下的近代史。这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剥削的历史，是一段晦暗、屈辱、压抑、丧气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我不愿提及，不愿涉足，害怕所引起的苦痛使我难以忍受，害怕那片黑暗的天空将我吞没，我尽可能地，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又不得不浸淫其中。特别是近年来，更是耗费了我大量的单元时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进入越深，了解越多，特别是触摸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与局部细节之后，对近代史的认识，竟发生了较大改变。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遮蔽了的历史，被利用了的历史。
重读、深读、细读的过程，也是去蔽与还原的过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评述，同样适合于中国近代史。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专制的，又是民主的；既是愚昧的，又是科学的；既是落后的，又是进步的；既是黑暗的，又是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腐朽败坏的时代……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汇集一身、纷纭复杂、交错并存，它们在对立中统一，在冲突中转化，在涅槃中新生。
而教科书与过去的宣传告诉我们的是，以鸦片战争为肇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干涉、禁锢、遏制了中国的进化，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愚昧、腐败、积贫与积弱。一句话，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乎所有灾难，全由帝国主义一手造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学贯中西，早年推崇西方文明，晚年又回归孔孟的严复认为，中国的病症并非由帝国主义负主要责任，其困境与落后百分之七十来自“内弊”。
严复的这种认识，无疑相当清醒而深刻。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华帝国几千年铁板一块的封闭状态，国人随着林则徐那渐渐睁开的双眼，透过弥漫的硝烟，开始窥视、打探、了解外部的世界——一个与中华传统文明迥然相异的从未了解的难于想象的世界。
不错，鸦片战争是屈辱的，我们以失败者的身份不得已签下了条约，打开了国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华帝国的积贫积弱、老迈僵化，我们的文明已失却了往昔的博大、恢弘、开放、引进、拿来等基因与成分。华夏民族五千年前就有了原创的先进文明，而五千年后的传统文明，却并不先进了。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华原创文明每况愈下，由争鸣的诸子百家到独尊的唯一儒家，再降为儒家中的理学流派，又降为理学流派中的分支朱子学。道路越走越逼仄越狭隘，原本充满智慧、富有活力的文明，成为一种知识与材料的累积，沦为一种区域性文明。
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此言虽不无偏激之嫌，但的确道出了中国社会、传统、历史中的诸多事实、本质与真相。中西文明是两种体系与结构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不论如何发展进化，其内里怎么也诞生不了西方“船坚炮利”式的异质文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部迫不得已的推动力量，没有鸦片战争的爆发，没有西人的来华，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没有一种新的文明体系作参照，古老的帝国将没有危机，没有改革，没有断裂，没有变异，仍处于封闭自敛、静止循环、自我陶醉的状态，仍是长辫、裹脚、皇帝、太监、宫女、磕头、奴才之类的与专制皇权相适应的封建糟粕，仍走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晚风的夕阳中唱着一首古老的歌谣，一直晃晃悠悠地唱到今天。
是鸦片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封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国门一旦打开，哪怕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仅仅拉开一条缝隙，推开一扇窗户，打开一道窄门，就再也无法关闭回到当初。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舞台更为广阔，内容更其丰厚。当然，伴随着的，也有深广的忧愤，不懈的求索，无边的血泪，连续的受挫……犹如婴儿分娩时的阵痛，不论何时，中华民族都难以逃脱这一冥冥中的劫数，不过时间或迟或早罢了。开放越早，就越能图强自存；越迟越顽固，则失去的机会越多，付出的代价越大；如果完全拒绝开放与进步，则如那些至今仍生存于原始森林、孤僻荒岛的部落居民，面临全面失语、整体终结的悲惨命运。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全面开放，力求进取，顺应潮流，早就融入世界文明体系，成为一个先进、自由、民主、强盛的国度了。
令人悲叹的是，受制于封建传统文化，我们步履蹒跚。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反而成为民族前进的包袱，成为抗击西方文明的利器，成为回避先进文明的遁词与隐居所。历史的惰性如铠甲般坚硬厚重，在儒家教条文化的笼罩下，要想达到预期的收效与进步，真是难之又难。对此，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中国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
拿破仑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常被我们自豪地加以引用：“一旦中国醒来，世界都为之震动。”可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一名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的英国人赫德的一段论述：“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矇眬地睡着了。”
一部中国近代史，由被动挨打，到观望审视，而主动变法，仁人志士真是殚精竭虑，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心机，追寻一切可能，付出一切代价，探索一切道路，可谓百药尝遍——林则徐禁烟、洪秀全造反、李鸿章洋务、康有为改良、孙中山革命……每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