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47章

在对属下官员们进行深入考察了解之后，曾国藩于同治八年四月将第一批应参应举之员汇奏朝廷。这次参劾的十一名劣员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其主要劣迹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夤缘，贪而多诈”，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或是“疏慵不理公事……浮收勒派，贪名久著”。与此同时，又据实情将李朝仪等十名贤员的事迹加以表彰。
九月上旬，他又递上第二批举劾官员的名单，包括参劾劣员八名，保举贤员九名。
经过整顿，直隶官风大为改观，然而，曾国藩并不满意。他说：“年内两次举劾，虽舆论尚谓不谬，而官场习气全未转移。”就在曾国藩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天津教案”。之后他又调回两江总督原任，使得直隶吏治整顿半途而废。
第五节　向小吏低头：曾国藩与潜规则
一
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要求部下免于迎送，时间长了，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徒然惊世骇俗，并无实益，所以越到后来，就越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余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可见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而是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炭敬。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他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京官外，湖南的一些故旧之家，他于年节之际，也会致送礼金。接着上句话，他紧接着又说：“昨令李翥汉回湘送罗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刘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难者也。”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也就是盘缠。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
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
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号小山）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郑小山于正月二十八日出来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干礼水礼一概不收，一清彻骨。小钦差程仪则已收去（每人五百耳）”。“干礼”是指贵重礼品如金、银、绸、缎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连水礼都不收，可谓清廉到底了，所以曾国藩说他“一清彻骨”。不过他的主要随员，也就是曾国藩说的“小钦差们”却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官。他们每人收了曾国藩致送的五百两银子。曾国藩在五两百后面加了个“耳”字，可见用官场惯例衡量，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多。
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程仪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终于举行。历来考试结束后，乡试主考和副主考都会收到地方官场一笔重重的程仪。曾国藩本人做过主考，当年也收获颇丰，这一次他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
这一年朝廷派来的主考是刘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试结束后，他们在两江收获颇丰，“公私送程仪约各三千有奇”。就是说，江南官场公送了三千两，大家以私人名义所送加一起也有三千两。“两主考差囊各三千外，户部例发途费五百亦在此支领，一切均从其厚。”
“炭敬”、“程仪”是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奏命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面额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项工作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认为仍然不厚。
天津教案后，他又收到回任两江总督之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由天津启程入都，陛见后十月十五日出都返回江南。这一次，仍然需要送“别敬”。在进京前，曾国藩这样计划：
拟于（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起程入都，十月初六、七日必须出京。别敬不能速送，只好与诸公订定出京后补送，或腊底再送炭金。保定寄存之二万金，大抵须用去八九千。
后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九年冬在京用去万余金。”可见这一次送“别敬”又花掉一万多两白银。
二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多少而定。
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这也有情有可原，因为这些书吏们没有工资，专靠这项灰色收入谋生。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