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38章

了，只能把李鸿章拉出来做挡箭牌。谁让你的舰队和军队这么没用呢？那残局也就拜托你收拾吧。李鸿章拖着被日本刺客的枪击致伤的病躯签下了《马关条约》，一下子就来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权势也开始下滑，不久就离开了位同宰相的直隶总督的位子。
王文韶（1830—1908）
李鸿章的失势，直接影响到了盛宣怀和袁世凯的命运。为了谋发展，另寻靠山是在所难免的。
盛宣怀的目标是继李鸿章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因为这两个职位是晚清军政要务的中枢，掌管对外交涉、洋务企业和京畿防务的大权。谁占有这个位子，谁就等于是掌握决策机构的宰相或者说政府总理。与此同时，
另外一位洋务重臣和朝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盛宣怀的拉拢对象，他掌控的铁厂资源令盛宣怀垂涎不已，而张之洞在铁路上的发言权也是他所要借重的。盛宣怀果然没有看走眼，王文韶和张之洞支持了他的铁路事业，并让他主办了汉阳铁厂和通商银行，让本来随着李鸿章势力的减弱应该走下坡路的盛宣怀反而在1896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与在李鸿章手下干活不同，王文韶以及他的继任者荣禄和裕禄都极少干涉盛宣怀的经济活动，这与自己本身就很重视洋务实业的李鸿章去职前对盛宣怀的洋务企业经营严密监督的做法相反。这种大权在握的快感和自由大大激发了盛宣怀的工作劲头和创造力。盛宣怀的工商企业事实上已经从北洋大臣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了。
可能是这种对比照成的反差，盛宣怀一度反思了原来在李鸿章手下干活时的委屈。1896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诉尽了对李鸿章的怨言：“弟事合肥（指李鸿章）三十年，从“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合肥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
盛宣怀觉得自己追随了李鸿章将近30年，“从不争牌子”，但还是受到李的压抑而“不得进”，有点气不过。不过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盛宣怀也未必是“从不争牌子”的人，在轮船招商局里，他争过几次，为了办电报局，又跟胡雪岩争，要办铁路了，他又跟容闳争过。而李鸿章要是时时压抑着他，哪里来他当时的地位？
虽然李鸿章有时会对他管得紧一点儿，也很严格，但他有自己的道理。他早在70年代就评价盛宣怀：“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这种批评态度是告诫盛宣怀不要好高骛远，要有毅力，沉下心来，从一点一滴做起。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极度自信作祟，当时年轻气盛的盛宣怀并没有体会到李鸿章的逆耳忠言。
李鸿章对他的严格要求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自己是极端重视洋务的内行，当然不允许三分钟热情的表现，而要求手下能沉心干事，他对盛宣怀的洋务事务是要看门道的；而王文韶和荣禄等人本来就不熟悉业务，自然也懒得去管盛宣怀手里拿一大堆难缠的破事，更不会想到从育人的角度来提高洋务事业的成熟度，对他们来说，占了这个高位，能看个热闹就足够了。
所以，盛宣怀要通过这些对比来怨恨李鸿章，对他落井下石，是有点小心眼了。当然，这是抽取出了当时背景的断章取义，或许幕后还有我们不知的事情呢。
相较比较坦率的盛宣怀而言，生来就是要搞政治的袁世凯就老练地多了。虽然他也在拉拢王文韶和荣禄，但他对李鸿章还是恭敬有加，以“傅相”、“恩师”相称。他和李鸿章的矛盾不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李的关系没有盛宣怀与李30年的交情那么深。距离产生美，在这里可能也解释得通。不过袁世凯是明白人，他知道无论如何，李鸿章已经罩不住自己了，而自己这个时候又被指为是诱发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和临阵逃脱的叛逆贼子。他急于要躲避风头，那新的靠山是必须要有的。于是，他开始巴结军机大臣李鸿藻。
这个李鸿藻听起来和李鸿章很有裙带的嫌疑，其实却是毫无瓜葛的两个人，DNA上完全没有共享。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是朝中的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主将，比较保守的“清流派”时不时会去挠“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的痒痒。袁世凯之所以投向“敌营”也是为了左右逢源，广结人脉，尽少树敌。这一步果然没走错，李鸿藻于1895年6月保奏他去了军务处做事。就是通过这次差遣，袁世凯才认得了李鸿章的继任者——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但王文韶在北洋并不是像李鸿章那样的实力派，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位子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在他身后的真正实力派是慈禧的亲信荣禄。所以，袁世凯要找的实际靠山，就是荣禄。
手足情深
在李鸿章失势之后，盛宣怀和袁世凯就像两个孤儿一样，随时可能遭到反李派的攻击。因此，朝廷里的靠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不可缺少的。但二人互帮互助、互相提携的团结友爱却是他们在李鸿章下台后能够继续攀登权势高峰的重要因素。袁世凯后来节节高升，直至继位直隶总督，控制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不仅仅依靠了王文韶、荣禄等权贵，真正一心一意推举他，在他晋升的关键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还是李系内部的“知己”——盛宣怀。
长袖善舞的盛宣怀得到了王文韶、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在铁路、铁厂以及银行等事业上蒸蒸日上。他在朝廷里的发言权也日益看涨，但有权力不等于说一定要去用。盛宣怀之所以肯在袁世凯的仕途上鼎力相助，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干将。对于他们这样智商和档次的人来说，树倒猢狲散是最失败的事情。在朝廷中如果各自为政，难免会被人各个击破。如果能拧成一股绳，那就不那么好对付了。盛宣怀虽然对张之洞、王文韶、荣禄等人多有投靠，但他明白这些人都不是“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层面较多。尤其是荣禄，坐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子，对于盛宣怀掌控的众多洋务企业总归是觊觎的。相对而言，同一师门的袁世凯，看起来只是在军事上有所企图，对经济是一窍不通的，而且同门的面子在那里，他总归是不会对自己不利的。就袁世凯这个野心难以估算的人来说，对他的这种期待显然是单纯的；但在朝廷里扶持袁世凯，对于当时的盛宣怀来说是不二选择。
其次，在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改革军制、筹饷练兵的呼声很高。盛宣怀和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袁世凯在1895年就上书李鸿藻谈练兵的事：“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为今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他还主张在军队整编的过程中，用洋人的方法分配各营；在经费方面，也提出要“开源节流”，“骄、饱、疲、弱、懦诸军即须遣散”；在人才上，他认为要“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这样，他把练兵、筹饷、育才都讲到了。这和盛宣怀在第二年的《条陈自强大计折》所述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两人总算是志同道合了。袁世凯很快在1895年12月取得了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的重要职务。盛宣怀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给袁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他在办的事正是自己想要办的事。在同门关系的背景下，又有这样的共同努力目标，两人愈发惺惺相惜，互相引为了“知己”。
接着，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盛宣怀对康梁的主张是反对的，而比较赞同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表达。袁世凯虽然也鼓吹维新，但是他的本意还是与张之洞相同的。后来义和团搞运动，紧接着八国联军又打了进来。他们两个长期做对外工作，对洋人武力的强大非常了解。他们没有盲目信从群氓的力量，而是在剿灭拳匪、惩办凶徒、保护外国使节、不援救京师等方面也取完全相同的态度。尤其是庚子之乱后，他们试图用“变法”来抚慰各国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在“变”的具体内容上，盛宣怀提出“定陪京，改官制，变科举”和“屏邪佞，化畋域”等建议，而袁世凯则说：“现在由破格中求通才，将来由学业中求真才。取士之途，必须改学校之法，必须加繁密之文，必须删欺私之见，必须除冗散之职，无益之费必须认真裁汰。”不知是不是商量好了，两人的倡议之异